《陈诚抗战回忆录》（39）胜利的反省。“抗战”是抗日战争的简称。从“抗战”这两个字，已不难体味出这一次战争的沉痛气息。

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十天，即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十七日，委员长即曾向中外宣告：“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，我们当然只有牺牲，只有抗战。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，而不是求战；应战，是应付最后关头，必不得已的办法。”这几句话意义至为重大，它不但说明了日本之穷兵黩武，好战成性；而且也说明了中国之忍痛牺牲，实在是被逼到无路可走的行动。

这种迫不得已的战争，老实说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说确有牺牲的决心，并没有制胜的把握。

不过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，就已成为列强争逐的目标，经美国宣布对华“门户开放政策”之后，中国已不容为任何一国所独占，日本必欲鲸吞中国，即必将引起国际间的干涉，这一必然的趋势，我们认识得最清楚。单独抗日战争，我们纵然没有制胜的把握，但当这一战争成为世界战争的一部分时，那我们就不一定没有最后胜利的把握。

基于此一认识，我们乃有持久消耗最高战略之策定。这种战略无疑的是十分正确的。在这种战略指导之下，敌人无法实现其速战速决的美梦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，才攻下我们的武汉，从此北自蒙古，南迄广东，便都成了广大无边的战场。敌人虽然穷凶极恶，无奈兵力不敷分配，于是在这片广大的战场上，除了移东补西地到处窜扰外，再也找不到决胜的机会，因之百万大军进退失据，便一齐陷入战争的泥淖。

敌人处此窘境，更无他法可想，才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以图侥幸于万一。至此中国“以空间换取时间”的持久战略目标，乃告达成，孤军奋战的形势，一变而为得道多助的形势，抗战必胜的希望，遂不再是一种空想。

不过胜利的希望愈多，抗战的艰苦愈甚，全国军民，除少数认贼作父的败类外，大都忍得饥，耐得寒，不顾一切生活的熬煎，屹立于抗战阵营之中，不稍动摇，这也是一大力量。

……
不错，我们如说日本是被我们给打垮了的，不如说日本是被拖垮的。以一个工业落后、装备窳败的国家，和一个世界第一等强国作战，前后历时八年之久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也不失为是一大奇迹。

何况在中国战场上，我们始终拖着一百几十万敌军，使它不能移转别用呢？
何况在中国战场上，敌军伤亡近三百万，也消耗了它的战力甚巨呢？

何况经过八年的抗战，敌国财政的枯竭、物资的消耗、人民生活的痛苦，都已到了难以挽救的地步呢？

所以抗战的最后胜利，中国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我们不可掠人之功，以为己功，但亦不必妄自菲薄，认为这是因人成事的胜利，是一种侥幸的收获。

八年抗战的历史，可以说是用血和泪写成的，国家和人民损失牺牲之大，为亘古所未有。我们所以甘愿担承这样巨大的损失和牺牲，不完全是因为不能忍受日本的侵凌，而是有积极的目的在的。这目的就是国民革命的目的，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。

北伐完成，剿共胜利，各地反动势力次第平息，建国的机运已经成熟，尤其是委员长的威望，如日中天，建国的大业，在他的领导之下，大有如水就下之势。这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。日本处心积虑灭亡中国，多年于兹，最利于中国的愚弱分裂，最不利于中国的建设统一，今见中国的建国工作，已如箭在弦上，这才发动了征服全中国的战争。

可见中国之起而应战，是为了建国大业之遭受破坏，并不是为了不忍一朝之忿。换言之，我们八年抗战的目的，是为了建国，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胜利。
假如胜利止于胜利，并与建国无干，则这种胜利可谓毫无意义之可言。

不幸抗战胜利之日，就是共党全面“叛乱”之时，不但建国的目的，尽付东流，而且仅仅不到四年的时间，整个大陆竟也完全变了色，此真千古未有之奇变，言之可为痛心。

我在前一章中，曾说到苏俄东北受降，造成共党强大的基础，但在抗战的旗帜之下，共党实早已坐大。抗战初起的时候，共党残余的兵力，不过两万多人，盘踞的地区，不过二十一个县。但到抗战末期，共党自承已有军队九十余万人、民团二百余万人，盘踞的地区，已散布到十九个省份。所以共党是抗战养大了的，又经苏俄援助，等于为虎傅翼，更加强了它的本领罢了。

八年抗战的结果，我们一无所获，只给共党造成了发展的机会。

二十四桥观星评点:

陈诚作为抗战高级将领，立足前线亲历视角，肯定持久消耗、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价值，客观承认中国工业落后、军备薄弱的现实，认识到中国战场牵制大量日军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，不片面夸大自身战果，也不否定本国军民牺牲，正视抗战巨大的民族损失，有史料参考价值。

陈诚谬误：一是片面归因，夸大外部国际因素作用，忽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巨大牵制作用。二是对战争起因判断失当，把日本侵华解读为忌惮国民政府建国，回避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本质。三是带有鲜明党派立场偏见，歪曲敌后力量发展，片面评判战后国内局势，将抗战成果全盘否定，相关论断不符合完整历史事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