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皇览》被认为是后世“类书之祖”，一部数百万字、凡千余篇兼容并包的煌煌巨著。诸多史家将其与时为魏王的曹丕的政治理念与文化政策联系起来，认为《皇览》的编纂不仅仅是一项类书工作，应视为“一项文化工程”，一个“社会意识形态工程”。曹丕以敕令诸儒编修类书的方式整理辑录文献，试图在汉末战乱、社会文化遭遇严重破坏的背景下重建道统，守护文化的延续（刘全波，2014）。

《三国志》《太平御览》等史料记载中的《皇览》编纂者仅有刘劭、王象、桓范、缪袭、韦诞五人具名，那么下令主持编纂的曹丕如何参与《皇览》的修撰工作？津田资久在《汉魏之际的〈皇览〉编纂》中，根据左思《魏都赋》“雠校篆籀，篇章毕觌”及李善对本句的注解，提及了一个不常被人发现的细节：

[向右R]李善注《昭明文选·魏都赋》：“魏文帝好书，作皇览，诸文章辞藻，多奏御，故曰雠校。”

“篆籀”字面意为篆文和籀文，多泛指先秦古文字。津田将其理解为先秦典籍——根据《魏都赋》的上下语境与李善注文，《皇览》中的古籍需上呈皇帝御览，文帝曹丕本人的文化意志参与并塑造了这种“雠校”制度。（图2）

津田还对《皇览》的文化工程意义做了进一步阐释，认为其通过“类”与“序列”的排布，以礼的秩序将上古至汉末的宇宙万物进行了再构筑与系统化，因而具备了天下“通史”的意义。（图3）如刘全波所言，《皇览》书如其名，是一部“帝王之书”。

然而作为类书之滥觞的《皇览》却由于时代动乱与文献保存技术的有限，终究未能从历史的湮灭中幸存，类书的修撰与流传似乎总是后来者居上，后世类书会对前世类书进行合并改造、最终将其取代。根据《三国志》中的裴注文本，我们可知南朝宋裴松之的年代，他是见到并阅读过《皇览》的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也表示《皇览》直至南梁还存有六百八十卷。两唐书中记载了何承天、徐爰等人对《皇览》进行的并合工作，到《宋史·艺文志》的年代，《皇览》可能仅余《皇览总论》十卷。

张涤华认为《皇览》堪称“千古类书之权舆”，比之《太平御览》《册府元龟》也未遑多让，但这部书大约已于唐代散佚，《宋史》所载或许只是借用《皇览》之名而已。但《皇览》所开创的图书编纂模式，却渐渐成为了“读书人的锦绣万花谷”，甚至流传到了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等地，与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紧密相连。

参考文献：
[1]刘全波《〈皇览〉编纂考》
[2]津田资久《汉魏之际的〈皇览〉编纂》
[3]大平幸代《〈皇览〉的流传与刘宋“冢墓”之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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