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，瞿颖拿出10万元在常德给哥哥买下三居室婚房。同一年，她在北京接广告、拍挂历，单张身价已是普通工人十几年的收入。

汇款单寄到常德那天，瞿亚利正在单位整理文件。电话响了，是妹妹。

“哥，收到了吗？”

他捏着汇款单，手指在数字上摩挲了几下。“太多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不多。”瞿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，“你先把房子定了，我下个月回来看看。”

瞿亚利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的梧桐叶子正黄。“你自己留着，北京花销大。”

“我有。”瞿颖说，声音轻了些，“你别省。”

房子最后买在洞庭湖边的一个小区。瞿亚利去签合同那天，带了本泛黄的相册。售楼处的人跟他说话，他应得少，只是翻到相册某一页——那是瞿颖十五岁在体校练跳高的照片，腿长得有些突兀地伸向空中。

“我妹妹。”他突然说。

对方凑过来看，“哟，这不是那个模特吗？”

瞿亚利合上相册，“嗯。”

春节瞿颖回来，屋里还空着。她穿了件白色羽绒服，在没贴瓷砖的水泥墙前转了一圈。

“这里摆沙发。”她指着客厅东墙，“窗帘要米色的。”

瞿亚利跟在她身后，手里拎着她的包。“听你的。”

“是你住。”瞿颖回头看他，“得你喜欢。”

他走到窗边，湖面结着薄冰。“挺好的。”他说。

那年瞿颖在北京拍了七本挂历。有一本封面上她穿红色连衣裙，笑得眼睛弯起来。她寄了一本回常德，瞿亚利翻开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放在新买的书柜最上层，和那本旧相册并排。

第二年春天，瞿亚利结婚了。婚礼简单，瞿颖特意推了个商演回来。新娘是本地小学老师，说话温柔。敬酒时，新娘小声对瞿颖说：“亚利总提你。”

瞿颖举着酒杯，“我哥话少。”

“是不多。”新娘笑了，“但你寄回来的东西，他都收在书房那个柜子里，连包装盒都不舍得扔。”

婚后瞿亚利还是去事业单位上班，骑自行车，二十分钟到。妻子有时说起谁家换了新车，他听着，不接话。周末他会去湖边散步，用妹妹买的相机拍些照片。相机很轻，他挂在脖子上，像挂着一个承诺。

2001年瞿颖上春晚，唱《加速度》。常德家里，电视声音开得不大。瞿亚利坐得笔直，直到镜头扫过妹妹的脸，他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妻子剥了个橘子递给他，“小颖真好看。”

“嗯。”他接过橘子，掰了一瓣放进嘴里，很甜。

后来瞿亚利从单位提前退了休。不是不想做了，是觉得该把位置让给年轻人。他用积蓄和妹妹后来又给的一些钱，在小区门口开了间摄影工作室。店面不大，主要拍证件照。有个中学生来拍入学照，紧张得肩膀绷着。

“放松。”瞿亚利说，声音不高。

学生还是僵着。

瞿亚利从柜台下拿出一本挂历，翻到某一页。“这是我妹妹。”他说，“她第一次拍杂志也紧张。”学生凑过去看，慢慢肩膀松下来。快门按下，照片洗出来，表情自然。

瞿颖回常德的次数随着年月多了起来。有时她戴顶棒球帽，在哥哥的工作室里一坐就是一下午，看他在暗房里洗照片。红光里，他的动作很慢，很稳。

“累吗？”有一次她问。

“不累。”他说。停了一下，“你累吗？”

瞿颖想了想，“现在不累了。”

工作室的墙上挂满了照片，大多是客人的证件照，整齐排列。只有最里面那面墙上，挂着两张：一张是十五岁跳高的瞿颖，一张是1998年汇款单的复印件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。

去年春天，瞿亚利添了个外甥女。瞿颖抱着孩子，在工作室里走来走去。孩子哭了，她有些无措。瞿亚利洗了手接过孩子，轻轻拍着背，哭声渐渐停了。

“哥你什么都会。”瞿颖说。

“练出来的。”他低头看着孩子，眼角皱纹很深。

黄昏时，湖面泛起金色。兄妹俩并排走着，影子拖得很长。有散步的邻居认出瞿颖，多看两眼，但没来打扰。走了一段，瞿亚利说：“那年十万块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其实用不了那么多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瞿颖把手插在口袋里，“我就是想给。”

风吹过来，带着水汽。他们继续往前走，没再说话。远处有船在归航，汽笛声悠长，沉入暮色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