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个体化mRNA“癌症疫苗”引发关注。很多人听到的第一反应是：以后是不是打一针就不得癌了？其实，它并非预防性疫苗，而是一种治疗性肿瘤免疫治疗，主要用于降低术后复发风险。

近年来，癌症治疗正在经历深层次的转向：不再只是寻找“更强的药”，而是越来越强调找到真正需要治疗的人、锁定肿瘤最关键的弱点，并把治疗尽可能精准地送抵癌细胞。

——编者按

近期，个体化mRNA“癌症疫苗”引发诸多关注。相关Ⅲ期研究显示，在接受完整手术切除的高危黑色素瘤患者中，个体化mRNA新抗原治疗联合PD-1抑制剂，与单用PD-1抑制剂相比，能够改善无复发生存和无远处转移生存。

相较于HPV疫苗、乙肝疫苗等预防性疫苗，此次受到关注的mRNA癌症疫苗，本质上是一种治疗性肿瘤免疫治疗。

癌细胞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积累基因突变，其中一部分突变会产生正常细胞没有的“新抗原”。研究人员可以先对患者的肿瘤进行测序，筛出有代表性的新抗原，再把这些信息编码进mRNA，相当于给免疫系统制作一份癌细胞的“通缉令”，训练T细胞更准确地识别和清除肿瘤。它之所以常与PD-1抑制剂联合，是因为前者负责告诉免疫系统“敌人是谁”，后者则帮助解除肿瘤对免疫系统的“刹车”。

“癌症疫苗”真正令人期待的，并不是某一天所有癌症都可以靠打一针解决。而是让我们看到癌症治疗正在从过去相对粗放的“杀伤肿瘤”，一步步走向：识别肿瘤、锁定肿瘤、精准攻击肿瘤，并持续监测肿瘤。

从按癌种治疗到按分子特征治疗

过去说肺癌、乳腺癌、胃癌，更多是按照肿瘤发生的器官分类。现在医生越来越关心的是：这个肿瘤有哪些基因突变？表达哪些靶点？免疫微环境是什么状态？

同样是肺癌，EGFR、ALK、ROS1等不同分子改变，对应的治疗方案可能完全不同；同样是乳腺癌，也需要根据激素受体、HER2以及更多分子特征进一步分层。癌症正在从一种病用一套方案，转向一类病分成很多不同亚型。

这种变化还在继续。2026年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首个用于肿瘤治疗的PROTAC类蛋白降解剂。传统靶向药更多是把异常蛋白的功能关掉，而蛋白降解技术则尝试借助细胞自身的蛋白清除系统，把致癌蛋白直接送去销毁。目前这种治疗只适用于特定分子亚型的乳腺癌患者，但它代表了一个新方向：未来我们不仅可以抑制致癌蛋白，还有可能直接清除它。

近几年，另一个快速发展的方向是抗体偶联药物，也就是ADC。可以把ADC理解成“导航系统+弹头”：抗体负责识别癌细胞表面的特定靶点，具有杀伤作用的药物作为“弹头”，被带到肿瘤附近或者癌细胞内部再释放。

HER2靶向ADC已经明显改变了乳腺癌、胃癌等疾病的治疗格局，TROP2等新靶点ADC也在不断进入临床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ADC正在从晚期、后线治疗逐渐向更早的治疗阶段推进。

但精准递送并不等于没有副作用。ADC仍然可能出现骨髓抑制、间质性肺病等不良反应。所以，它体现的并不是“化疗消失了”，而是传统细胞毒药物正在被更聪明、更精准地使用。

从“松刹车”走向“教会免疫系统打谁”

PD-1、PD-L1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改变了肺癌、黑色素瘤、肾癌等多种肿瘤的治疗。现在，免疫治疗正在进入更加精细的阶段。

“癌症疫苗”是一种方向，双特异性抗体是另一种方向。有些双特异性抗体一端可以识别癌细胞，另一端抓住T细胞，相当于人为把免疫细胞“拉到”癌细胞旁边，提高免疫攻击的针对性。

CAR-T和TCR-T则更进一步。它们把患者自身的T细胞取出来，在体外进行工程化改造，让这些细胞获得更强、更精准的肿瘤识别能力，再输回患者体内。目前CAR-T已经在部分血液肿瘤中取得显著疗效，而TCR-T等细胞治疗也开始在部分实体瘤中取得突破。近年来相关监管进展也进一步确认了TCR-T在特定滑膜肉瘤患者中的临床价值。

这些技术共同说明一个趋势：未来的肿瘤免疫治疗，不仅仅是笼统地提高免疫力，而是越来越精准地决定让哪一群免疫细胞，去攻击哪一个肿瘤靶点。

而核药治疗也让放射线拥有了“导航”。提到放疗，人们通常想到从身体外部照射肿瘤。而放射性配体治疗提供了另一种思路：把能够识别肿瘤靶点的分子与放射性核素结合，让药物进入人体以后主动寻找癌细胞，并在肿瘤局部释放辐射。

以PSMA靶向的放射性配体治疗为例，目前已经用于前列腺癌，并且适用范围正在从更晚期患者逐渐向更早阶段扩展。2026年，这类治疗进一步进入部分转移性、对雄激素通路治疗敏感的前列腺癌患者。

可以说，ADC携带的是药物“弹头”，而核药携带的是放射性“弹头”。背后的共同理念都是：让治疗尽量找到肿瘤，而不是让整个身体平均接受治疗。

判断“谁真正需要用药”

肿瘤治疗还有一个不那么吸睛、却非常重要的变化：检测正在深入治疗全过程。

手术把肿瘤切掉以后，CT、MRI看不到病灶，并不意味着体内一定不存在极少量残留癌细胞。现在通过检测血液中的循环肿瘤DNA，也就是ctDNA，有机会发现影像学还无法发现的“分子残留病灶”。

这意味着未来术后治疗可能更加个体化。如果手术以后血液中仍能检测到肿瘤相关信号，说明患者可能存在更高的复发风险，可以考虑进行相应治疗；如果持续检测不到，则未来有可能帮助一部分患者减少不必要的治疗。

2026年，ctDNA分子残留阳性首次被纳入美国实体瘤某项治疗的获批条件之一。这意味着根据患者体内是否还残留分子层面的肿瘤证据来决定治疗，正在从一个研究概念逐渐进入真正的临床实践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可能和出现一种新药同样重要。因为精准医学的目标不仅是“给对药”，还包括：在对的时间，把药给真正需要的人。

面对癌症疫苗、ADC、CAR-T、核药、蛋白降解剂等越来越多的新名词，公众很容易产生两个极端：一种是认为“癌症是不是马上就要被攻克了”，另一种则认为这些技术离普通患者还非常遥远。其实两种理解都不准确。

如今的肿瘤治疗越来越像一个不断扩充的“工具箱”。手术、放疗、化疗并没有过时；靶向治疗、免疫治疗、ADC、细胞治疗和核药，也不是简单替代传统治疗，而是在不同患者、不同癌种和不同疾病阶段进行更加合理的组合。

因此，对患者来说，真正重要的变化可能不是出现了某一种“万能药”，而是现代医学越来越有能力回答三个问题：我的肿瘤到底是什么？它最值得攻击的弱点在哪里？在疾病发展的哪个阶段，应该选择哪一种治疗？

当然，新技术越多，也越需要理性。任何新疗法都有明确的适用人群，都有自己的疗效边界和不良反应，并不是“越新越好”，也不是“越贵越好”。

对于普通公众而言，戒烟等健康生活方式、HPV和乙肝疫苗接种，以及规范的癌症筛查和早诊，仍然是降低癌症风险和死亡风险最重要的手段之一。对于已经确诊的肿瘤患者而言，规范的病理诊断、必要的分子检测和多学科诊疗，仍然是选择各种新治疗的基础。

（作者分别为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肿瘤科住院医师，肿瘤科副主任医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