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新四军交通员被俘，日军把他绑在铁凳上拷打。半夜，交通员突然睁眼，并磨掉了绳子，而后敲死2个看守，顺利逃出生天！

这个交通员叫张云盛。

第二天早上，日军掀开牢门帘子，眼前的场面让他们半天没说出话。两个伪军倒在墙角，脑壳都塌了；靠在墙根的那支三八大盖不见了；绑人的铁凳还在原地，凳腿上挂着一截断麻绳——绳口毛毛糙糙，不是刀割的，是硬磨出来的。

要看懂这件事，得先知道张云盛吃的是哪碗饭。

他1915年生在福建周宁县一个村子里。1934年福建闹起苏维埃，他把锄头一撂就跟上了队伍；四年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，他换上军装，成了这支队伍里的一个兵。

部队挑交通员，挑来挑去挑中了他。理由很简单——他认路，也沉得住气。

交通员这活儿有多要紧？整支部队的耳目，就靠这些人一趟趟跑出来。一封信到手，几百里山路，几道封锁线，路上得装成走亲戚的、赶集的，被盘问时嘴还得张得开。干久了，话变少，眼变尖。张云盛身上有一样东西是练不出来的：他从没丢过一封信。

1943年4月5日，任务来了。一份情报要送进军部，地点在盱眙县黄花塘。这条路他走过不止一回，于是照老规矩办事：情报叠好塞进鞋底夹层，身上一件铁器不带，只揣着提前备下的“良民证”上路。

可这回他愣住了——日本人换了新证，他手里那张，作废了。

偏偏赶上清明，路上乱成一锅粥，想临时另弄一张顶用的证件，几乎等于做梦。

他蹲在路边琢磨一阵，最后选了最笨也最险的一条路：等天黑。据点旁有条交通沟，沟不深，但能藏人。他打算趁夜色从沟里穿过，脚步放轻，多半能混过去。

这条沟他熟，唯独漏算了一件事——那晚据点里十来个日军嫌伙食寡淡，结伴出来打野味加餐。

沟里先传出窸窣声。黑暗中有人压低嗓子说了句什么，大概是兔子。几个兵端着枪凑近，等看清沟里蹲的不是四条腿的东西，而是个喘着气的大活人，场面一下僵住了。

张云盛赶紧把过期证件递上去。没用。深更半夜，一个人不睡觉，专挑据点旁的沟里钻，本身就说不清。人被架走，铁凳上捆了个结实，拷打跟着就来。

这一打，就是整整一天。鞭子、棍子、皮带，轮着上。打到后来，衣服黏在伤口上，撕都撕不开。问他姓什么、从哪来、要干什么，他一个字不吐。

日本人为什么非要留他一宿？一个能在酷刑里闭嘴的人，要么是条大鱼，要么是个死心眼。哪种都值得留着慢慢撬。

第二天夜里，打累了的日军收手了，打算睡一觉养精神，天亮接着来。走前撂下两个伪军看人，反复交代：看紧了，别让他跑。

这两个伪军，把“敷衍”两个字演到了家。人一走，他们凑近瞧了瞧，见张云盛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，就伸手在他鼻子底下试了试——探到的气息细得像根线。两人一对眼神，都松了口气：这种还能翻出什么浪？

按规矩，看守得在门外守夜；可他俩犯困，索性在牢房里寻个墙角，躺下就打起了呼噜。

他们漏算了一件事——从头到尾，张云盛都是醒着的。白天那些“昏死”过去的模样，一半是痛得真撑不住，一半是演给他们看的。更要紧的是绳子：日军捆人时手底下没使劲，看着缠得密，其实松得很。这个破绽，他一直记在心里。

院里静下来后，他动了。手腕的绳扣对着铁凳棱角一下一下地蹭，这动作没声音，但蹭在皮破的地方，一下就是一道血印。绳子断了，脚上的活扣也就好解了。

扶着凳子站起来时，浑身的伤跟着一起疼。不过这一天挨下来，全是皮外伤——日军下手狠，但得留活口问话，没往要命处打，内里没伤着。他还能走，只是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。

墙根靠着支步枪。张云盛摸过去，把枪提在手里，转身走向睡得死沉的看守，抡起枪托砸下去。一声闷响，人当时就不动了。另一个被惊醒，睁眼撞见他站在跟前，惊慌、害怕、想喊又没喊出来，全堆在脸上。张云盛没给他缓神的工夫，第二枪托跟着落下。

解决完看守，他没急着跑，先贴着门边听了听外头动静，又推开一条缝往外看。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再没第三个人。日军根本没把这回看守当回事，认定一个被打烂、绑结实了的俘虏插翅难飞。偏偏就是这份笃定，给他让出了一条道。

他提着长枪出门，摸黑翻上墙头，头也不回地往远处跑。伤在身上，每一步都扯得生疼，可他清楚，天一亮一切就完了。

天边泛白之前，他跌跌撞撞进了新四军驻地。站岗的战士先看见一个血糊糊的人影，接着才认出是自家人，手里还拎着一杆长枪。等他把鞋底夹层里那份情报掏出来，讲完这一夜的经过，屋里的气氛一下就变了——有人拍桌子，有人红了眼圈。

伤养好，张云盛重新回到交通线上；抗战结束，接着打解放战争。1949年后他回了福建，带头办合作社，带着乡亲们下地，一忙就是许多年。上了年纪，他最爱坐在院子里给年轻人讲从前，讲到最难的日子，总会拐回一句话：太平日子来得不容易，别丢了。

一个手无寸铁、遍体鳞伤的人，靠装昏骗过看守，靠蹭凳子磨断绳子，靠一支步枪翻盘——他赢的不是力气，是那口气：只要还没断气，就不算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