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季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，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持机构，封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，王公枢臣和封疆大吏兼了名目繁多的差事，可是真正办实事具体起作用的，往往就是几位在各衙门之间“行走”来“行走”去的能员。其中风头最健的四个，汪荣宝、章宗祥、陆宗舆、曹汝霖，人称“四大金刚”。曹汝霖《一生之回忆》称：“我与汪衮父、章仲和、陆闰生四人，每逢新政，无役不从，议论最多，时人戏称为四金刚。”③他们地位不高，之所以能够参与机要，且大肆议论，原因在于改制要学习外国，尤其是日本，而这几位刚好是留日法科出身，多少具备一些知识，相对于外国当然有限，但在京师官场，却是有数的知日法理专家。加之清政府聘请多位日本顾问，汪荣宝等人的日语能力和法政知识，可以在顾问与权臣之间沟通联络，更加增强了他们地位的重要性。各部改制，都希望他们前往议事，出谋献策，尤其是草创之际编制各种章程法规，也是不得不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