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毛主席便发现了一件怪事：在众多部委提交的文件中，唯独水利部的文件上反复出现的签字是副部长的，而正部长的名字却不见踪影。
1949年10月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组建，傅作义出任部长。李葆华任副部长，并承担部内重要的党务和日常组织工作。这样的安排，并不是简单地给傅作义配一个“助手”，而是考虑到了当时水利部面临的特殊任务。
傅作义此前长期在北方工作，对河套地区的水利建设并不陌生。但从管理一个地区的水利，到面对全国的江河湖泊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许多地方水利设施年久失修，堤防薄弱，河道淤塞，一遇大雨，大片农田和村庄便可能受到威胁。特别是淮河、黄河等重要河流，治理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地方能够独立解决的事情。
傅作义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。
因此，他到水利部以后，没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研究文件，更没有因为当了部长，就认为过去的经验足够使用。他选择了一种比较直接的办法：到河边去，到堤上去，到工程现场去。
哪里有水患，哪里准备修工程，哪里存在争议，他就尽量听技术人员讲，也听地方干部介绍情况。对一个刚刚接触全国水利工作的负责人来说，这种方式虽然费时间，却比只读报告更容易摸清真实情况。
于是，一个看起来很“奇怪”的现象出现了。
部长经常不在机关，副部长却常年留在部里。机关每天又有大量事情必须处理，通知要发，计划要审，部门之间要协调，地方呈报上来的情况需要汇总，向中央提交的材料更不能久拖。
这些工作，大量落到了李葆华肩上。
所以，李葆华的签字频繁出现在文件上，并不意味着傅作义被排除在水利部的重要工作之外，更不能简单理解成一方掌权、一方挂名。实际上，两个人承担的是两套不同、却又互相衔接的任务。
李葆华负责把机关这部机器运转起来，傅作义则把更多精力放在全国水利建设的实际情况上。
遇到一般性的工作，机关按程序处理；涉及重要工程、重大规划和关系全局的问题，则需要充分研究和沟通。这样的工作方式，后来也成为水利部早期运转中的一个特点。
真正能说明当时压力有多大的，是1950年的淮河洪灾。
1950年夏季，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，大量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。治淮很快被摆到重要位置。同年10月，中央作出治理淮河的重大部署，此后大规模治淮工程陆续展开。
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，工程机械和技术条件都远不如后来，一条大河怎么治，钱从哪里来，工程先修哪里，哪些地区先解决燃眉之急，每一步都需要调查和协调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水利部不能只是一个坐在北京收文件、发文件的机关。
1951年前后，黄河治理同样被高度重视。1952年，毛主席视察黄河，并留下了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的重要嘱托。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水利管理体系而言，这意味着全国江河治理正在从过去零散、分地区的状态，逐步转向统一规划和长期建设。
放到这个背景里再看傅作义很少在文件上留下签名，这件事情就不再神秘了。
他把时间花在外面的调查和实际工作上，李葆华则守住机关里的日常事务。一个人更多面对河流、工地和技术人员，一个人更多面对材料、会议和部门协调。
两边缺一块，事情都转不起来。
更值得注意的，是两个人没有因为这种分工产生明显的权力纠葛。
机关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之一，就是“谁做主”和“谁署名”。正职如果什么都不愿意放手，副职很难真正承担责任；副职如果把日常工作做多了，又把这种便利变成越权，同样容易出现矛盾。
水利部当时能保持运转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职责边界比较明确。
傅作义没有因为自己的部长身份，要求所有事情都必须由自己亲自经手；李葆华承担日常工作时，也没有把签字多理解成个人权力更大。涉及重要问题，两边仍然需要商量和研究。
这其实比“谁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上”更有看头。
很多事情，从纸面上观察和从实际效果观察，得到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。只统计文件署名，很容易认为李葆华才是水利部最忙的人；如果看看傅作义当时的工作轨迹，又会发现部长的工作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大量发生在办公桌之外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水利系统还在建立，人才不足、资金紧张、工程繁多，治理思路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完善。这样的环境，不允许一个部门把大量精力耗在职位高低和表面程序的争论上。
真正紧迫的是水灾来了能不能挡住，河道的问题能不能处理，工程规划能不能落地。
我认为，一个单位有没有效率，不能单纯看谁露面最多、谁签字最多，更应该看责任有没有真正落实。傅作义愿意把大量时间用在调查现场，李葆华能够把机关日常工作接下来，两个人承担的任务不同，却服务于同一个目标。职务越高，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要抓在自己手里；承担具体事务，也不等于可以越过职责边界。能把权责分清，把事情办好，又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，这种合作方式看似朴素，其实很难得。一个团队真正成熟的标志，不是谁的名字写得最多，而是遇到事情时，知道谁该站出来、谁该把哪一部分做好，最后让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