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深秋，上海愚园路一所花园洋房里，57岁的张福运在书房来回踱步。他曾是北京交通大学校长，眼下正以国民政府关务署署长的身份执掌海关大权，出入有专车，往来皆显贵。妻子李国圭出身李鸿章家族，是李蕴章的孙女，自幼锦衣玉食，骨子里却格外刚烈。

李国圭那晚根本就没睡着。头痛是真的，安神药她悄悄吐在了手帕里。张福运摸黑起身时，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，听见他蹑手蹑脚出去的脚步声，心里那点最后的光，啪一声就灭了。她没动，一直等到天快亮，张福运才回来，带着一身年轻女孩房里才有的、淡淡的雪花膏味，在她身边躺下，很快鼾声微起。
李婴的异常，李国圭早就看在眼里。女孩以前见了张福运，会清脆地喊“爹爹”，现在连头都不敢抬，饭桌上一句话不说，扒拉几口就说饱了。李国圭不问，她在等，等一个确凿的证据，也等自己心里那把刀磨得更利些。
去医院那天，李婴一路都在发抖。检查结果出来，李国圭捏着那张纸，手指关节都白了。她没哭，只是把李冰凉的手握在自己手里，说：“别怕，姆妈在。”
张福运的盘算彻底激怒了她。原来在他眼里，女儿的清白，妻子的尊严，都可以拿来做一笔交易，换一个姓张的男孩。他那些“体面”“香火”的说辞，像油一样糊在她耳朵里，恶心极了。
他说离了他，她活不下去。这话倒像一盆冰水，把她浇得透心凉，也浇清醒了。原来这么多年，在这个男人心里，她只是一株依附他存在的藤蔓。
李国圭开始悄悄收拾东西。她没动公账上一分钱，只整理了当年从娘家带过来的首饰和几箱自己的衣物。她联系了一个在报社做事的远房表侄，托他寻一处小巧干净的公寓，又私下见了两次律师，把离婚条款一条条敲死。她不要赡养费，只要彻底脱离关系。
签字那天在律师楼。张福运起初还端着架子，以为她最后总会服软。直到李国圭拿起笔，在协议上签下“李国圭”三个字，笔锋坚决，没有一丝犹豫。他才真的慌了，想去拉她的手，被她闪开。
“你会后悔的。”他最后只能挤出这句话。
李国圭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像看一个陌生人。她拎起自己的小皮箱，转身就走，一次头都没回。
华山路那间小公寓只有三十来平米，朝北，冬天阴冷。李国圭却觉得呼吸畅快了许多。她典当了一对翡翠耳环，换来的钱除了付半年房租，剩下的买了些简单家具和一台旧缝纫机。她年轻时一手苏绣极好，现在重新拾起来，靠着以前交际圈里的太太小姐们介绍，接一些绣补和刺绣定制的活计。白天刺绣，晚上就在灯下抄经，日子清苦，心里却一天比一天踏实。
张福运那边，满月酒果然没几个人去。上海滩消息灵通，这种丑事捂不住。他本来想借着儿子好好风光一回，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。李婴生产后一直郁郁寡欢，抱着孩子常常发呆。张福运起初还新鲜，时间一长，看着这沉默的年轻女人和时不时啼哭的婴孩，心里也烦闷起来，回家越来越晚。
1949年春天，上海局势一日紧过一日。张福运匆忙安排去香港。李婴抱着孩子上了船，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上海滩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到了香港，住在狭小的公寓里，人生地不熟，张福运的脾气越发不好。孩子体弱，三天两头生病，哭声搅得他心烦意乱。
一天夜里，孩子又发高烧，李婴急着要送医院，张福运却嫌医院太远，说等等看。李婴第一次顶撞了他，自己抱着孩子冲出了门。那晚之后，两人之间连最后那层薄薄的窗户纸也捅破了。没多久，李婴带着孩子离开了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张福运多方打听，只听说孩子后来还是没能留住。
李国圭在上海，一直活到五十年代初。在张之香的坚持和安排下，她终于松口去了美国。在加州阳光很好的房子里，她养花，读书，教张之香的孩子说中文、写毛笔字。她的脸上渐渐有了安详的笑容，那是真正从心底里透出来的平和。
有时候，她会想起上海，想起愚园路那栋大房子，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天自己拎着箱子走出去的背影。她不后悔。活下去，并且活出个人样来，就是对那句话最好的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