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伽昊1981年出生在重庆。那一年重庆发了大水，家人给他取小名“洪洪”，图个平安。父亲文强后来一路做到了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司法局局长的位置，在外人看来，这个孩子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。但真实的童年，和他“官二代”的身份几乎不沾边。
 
文强在外面是说一不二的人，回了家也是那股子霸道劲。他对唯一的儿子管得极严，零花钱卡得很紧，文伽昊上学时穿的衣服，很多都是父亲淘汰下来的旧衣服，洗得发白还在穿。
 
文强常年办案得罪了不少人，担心家人遭报复，反复叮嘱年幼的儿子：家里没大人，谁敲门都别开。
 
这种日子久了，文伽昊的性格变得内向、胆小，和父亲的强势完全相反。父子之间几乎没什么深聊，文强偶尔会跟儿子讲自己抓悍匪张君的事，说得神采飞扬，可文伽昊听到的只有恐惧。
 
2001年，文伽昊高考没考上大学，父母把他送到加拿大读国际贸易。可他从小被保护得太好，独立生活能力差，语言又不通，去了不到半年就自己退学跑回了国。
 
后来他想考重庆的警校，身高不达标被刷了下来——其实以文强当时的权力，打个招呼就能解决，但文强自己身上背着事，不敢在这种事上留把柄，硬是没管。
 
再后来他想开网吧，父亲不同意，托关系给他找了个银行的文职，他干了几个月就辞了，觉得太拘束。
 
那些年文伽昊的日子过得很飘，挂着干妈公司董事长的名，但几乎不去上班，公司里好多员工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工资和分红都是干妈直接拿给他母亲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。
 
然后，天塌了2009年8月的一个凌晨，专案组敲开了文家的门。文强被带走调查，文伽昊和母亲周晓亚也一起被带走，他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十个月左右。
 
在看守所里，有整整四个月没人提审他，他只能通过电视屏幕，看着父亲在法庭上受审的画面。
 
2010年7月7日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文强案作出一审判决：受贿罪、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、强奸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 
宣判后不久，文强被执行注射死刑。同一天，二十九岁的文伽昊领回了父亲的骨灰。母亲周晓亚因受贿罪被判了八年。那个曾经门庭若市的“文家”，一夜之间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 
在法院安排的最后一次会见里，文强抱着儿子，反复说了几句话：“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等妈妈去监狱后，要去看她。不要仇恨社会，不要受我的事情的影响，不要去恨别人。”
 
父亲走了，母亲进了监狱，家产全部没收，亲戚朋友一夜之间全散了。文伽昊试着重新把网吧开起来，那是他手里唯一还能指望的东西。
 
他把积蓄全砸进去，又找朋友借了钱重新装修。可以前从不露面的检查人员，现在隔三差五就上门。今天说消防通道不合格，明天说电路老化有隐患，后天又说经营许可要重新审核。
 
工作人员态度客气，全程依法办事，没骂过他一句——但这“依法办事”四个字，比骂他还难受。撑了不到半年，网吧亏得撑不下去，机器低价转手，店面退掉，借朋友的钱都还不清。
 
找工作同样到处碰壁。笔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，可到了面试环节，对方一听“文强的儿子”这个身份，录用资格立刻取消。保安、快递员、普通文员，这些最基础的岗位，他一个都没进去。
 
转机出现在他遇到后来的妻子的时候。那是一个在小学当老师的姑娘，第一次见面，文伽昊选了茶馆最角落的位置，把所有底牌都摊开了。
 
姑娘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这些她来之前就知道了。后来见岳父母，两位老人听完他的情况，沉默了很久，岳父说了一句话：上一辈的错，不该由晚辈来背。
 
婚礼办得很简单，没有豪车，没有高档场地，两家人和几个亲友在普通饭店吃了顿饭。文伽昊穿着一套几百块钱的西装，手抖得系不好领带。
 
如今文伽昊在一家物流公司做基础调度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单据、对接货运、核对台账。工资三千出头，不高，但每一分都是干净踏实的。一家人挤在九龙坡的老小区里，房子不大，墙皮都有些斑驳。
 
一辆旧电动车就是他的代步工具，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上班，晚上七点多回来，顺路在菜市场买点时令蔬菜。
 
文伽昊用了整整十六年，从“文强的儿子”这个标签里一点点爬出来，不是靠喊冤，不是靠卖惨，更不是靠仇恨。
 
他听进去了父亲最后那句话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变成了现实——不恨，不躲，不怨，踏踏实实做一份普通工作，守着老婆孩子和母亲，把日子过成自己的。

信源：新浪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