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，陈毅因出访归来，外交部举办接风宴。陈毅兴致高，饮酒较多，直至凌晨才回家。张茜因长期担忧陈毅（年长21岁）的健康，对其烟酒、作息管束甚严。见丈夫深夜未归且可能饮酒，张茜生气之下将门锁上，未予开门。

主要信源：（周恩来纪念网——周恩来坦对婚恋：“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”）

陈毅走了以后，张茜像是被抽走了一半的力气。

她坐在书桌前，把那些发黄的诗稿一张张摊开，又一张张抚平，很多字迹模糊了，她就凑近了看，一看就是大半天。

窗外头是1972年的冬天，北京的风刮得厉害，她不管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得把这些字留下。

这一坐，就坐到了生命尽头。

说起来，她和陈毅的婚姻，外人看着风光，实际过起来全是磕磕绊绊。

1940年那会儿，她在部队演话剧，他已经是支队司令，比她大20来岁。

团里姐妹私下嘀咕，说她图什么不好，偏要嫁个老头子，她听了不吭声，心里却较着一股劲。

后来她拼命学外语、翻书、写字，用笔名发表译作，就是想让人知道，她不是挂在谁身上的摆设。

这个念头，支撑了她一辈子，可日子过久了，哪有不吵架的。

1964年秋天那回，陈毅出访回来，部里摆接风酒，他兴致高，一杯接一杯，早把临出门时她的叮嘱忘干净了。

她在家等到半夜，灯亮着，人不见回，心里又急又气，等他终于晃到门口，她没开门。

他敲了两下，见没动静，也上了火，竟在走廊里对秘书念叨，说什么离婚不离婚的荒唐话。

这话传到她耳朵里，眼泪一下就下来。

后来还是周总理和邓颖超把他们叫到公园散步，话没说几句，只打了个放风筝的比方。

线拽太紧了，风筝飞不高，还容易断，松得太狠，又不知道飘哪儿去。

她听懂了，他也听懂了，两口子过日子，哪能一直较劲呢。

再往前数，他们相识那会儿，也是兵荒马乱的年景。

1938年皖南，服务团演出，台下坐着一排刚下火线的干部。

陈毅坐在角落里，没像旁人那样盯着台上的人看，反倒注意到她一个细小动作——演到给亲人送行时，她的手在衣角上多按了一下。

就是那一下，让他觉得这姑娘心里有东西，后来他托熟人打听，又写了信，还专门写了诗，说她像一株春兰。

她小名恰好就叫春兰，一来二去，两人慢慢走到了一起。

没有花轿，没有像样的新房，一间土屋，铺上稻草，贴上红纸，就算成了家。

成家之后，聚少离多，他带兵打仗，她跟着部队辗转，还要拉扯孩子。

有一回敌人扫荡，她一个人抱着小的牵着大的往山沟里跑，路上还帮老乡看病。

老乡们只知道来了一位女同志，会唱会演还会打针，后来才晓得她是军长夫人。

她从不主动提这层身份，觉得没必要，也怕别人因此高看她一眼。

那几年，两个人通信是最要紧的事，信里没多少甜言蜜语，大多是问孩子怎么样，身体好不好，工作顺不顺。

日子就这样在信件和转移中慢慢熬过来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总算安顿下来，可他又忙得脚不沾地，从管城市到管外交。

她也没闲着，先是进学校学俄语，后来又用笔名翻译了几本苏联小说，圈子里小有名气。

再后来外事活动多起来，需要夫人出面陪同，她一开始不情愿，觉得那不是自己想干的事。

可架不住大局需要，她放下译稿，学礼仪，学外语，学怎么在宴会厅里从容交谈。

时间长了，她倒真成了行家。

有外宾游览颐和园，她一路讲建筑、讲历史、讲那些画儿背后的故事，听得人家连连点头。

那时候她明白了一个理儿，所谓夫人外交，说到底也是做事，做得好不好，全看用不用心。

只是用心也要有度，她管他烟酒管得严，知道他胃不好，腿有旧伤，熬不起夜。

可越管，他越觉得憋屈，外面是一呼百应的元帅，回了家连多抽根烟都得偷偷摸摸。

那回锁门事件之后，两人其实都改了脾气。

他出门应酬，会主动跟人说家里有规定，她也不再死盯着不放，偶尔他晚归，她只留一盏灯，不再反锁门。

到了晚年，他身体明显撑不住了，住进医院，她天天守在床边，擦脸喂水读报，什么也不多说。

他拉着她的手，说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她，她摇摇头，让他别讲这些。

他走了两年，她也跟着走了，那本诗选终归是编完了，油印的册子后来正式出版，封面上只印着他的名字。

可翻开书页，那些字里行间，处处都有她坐过的痕迹。

他们的婚姻谈不上完美，却有一种结结实实的重量，好的时候不腻，吵的时候不散，一个管，一个让，一个扛，一个接。

日子像磨盘，碾掉棱角，露出里子。

等到风停雨住，才发现所有和解都不是谁赢了，而是两人都愿意朝中间走一步。

这份愿意，比任何誓约都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