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，贺龙打算提拔自己的老部下担任旅长，上报之后，伟人却突然反问一句：那个曾给八路军送过4000大洋的土财主高四爷，如今人在何处？

贺龙放下电报，在屋里踱了两步。警卫员掀帘子进来添水，见他眉头锁着，又悄声退了出去。

“主席这是……”贺龙端起茶缸，没喝，又放下了。他走到地图前，手指在任丘一带停了停。

第二天，贺龙叫来了政治部的老周。

“高士一现在在哪儿？”

老周扶了扶眼镜：“还在独立支队，带着三百多人活动在白洋淀边上。上个月端了鬼子一个炮楼。”

“伤亡呢？”

“牺牲七个，伤十二个。”老周从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，“他支队里本地兵占八成，地形熟。就是装备差，子弹人均不到二十发。”

贺龙点了支烟，没说话。

“师长，是不是要调动？”老周试探着问。

“你先去一趟。”贺龙弹了弹烟灰，“看看他那边具体情况，也听听他自己的想法。”

老周出发那天下了小雨。他在淀边一个小村子见到高士一时，这位高四爷正蹲在屋檐下修马鞍。穿着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装，袖口磨得发白。

“周主任。”高士一起身，在裤腿上擦了擦手。他比老周高半头，手掌厚实。

两人进了屋。土炕上摊着张手绘的地图，铅笔标注得密密麻麻。

“贺师长让我来看看。”老周说。

高士一点点头，从炕席底下摸出个布包，解开是半包烟丝。他卷了两支，递给老周一支。

“部队怎么样？”

“还成。”高士一划着火柴，“就是缺医生。上次受伤的兄弟，有三个是伤口烂了没的。”

老周在本子上记了一笔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高士一问：“贺师长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先听听你的想法。”老周抬头看他，“如果让你带更多的兵，比如一个旅，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”

高士一的手停在半空。烟灰掉在炕沿上。

“我不是正规军人出身。”他把烟叼在嘴上，继续卷另一支，“带现在这些人，靠的是乡亲们信我。再多……得看上级信不信我。”

窗外传来士兵操练的口令声，短促有力。

老周在独立支队住了三天。他跟战士们一起吃高粱饼子，听他们聊怎么用土炮打鬼子运输队。有个小战士说：“四爷带我们伏击，从来都是他冲第一个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老周一直在想这句话。

贺龙听完汇报，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。

“你觉得他能行？”

“带兵打仗够胆，群众基础好。”老周顿了顿，“就是文化程度不高，政治理论方面……”

“理论可以学。”贺龙打断他，“胆量和威信不是学来的。”

电报室连夜发出了新的请示。这次提议的人选，写的是高士一。

回电来得比预想快。只有两个字：“同意。”

贺龙拿着电报看了很久，最后对老周说：“你去通知他。告诉他，这是主席点的将。”

高士一接到任命时正在擦枪。他听完老周的话，继续擦完了枪管，装好，挂回墙上。

“什么时候报到？”

“三天后。”

“好。”高士一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个小铁盒，里面是四百多发子弹，“这是我攒的，先给旅部带上。”

出发前夜，支队几个老伙计聚在一起。没人喝酒，就着白开水。

“四爷，以后是不是得叫您高旅长了？”有人问。

高士一摇摇头：“还是叫四爷顺耳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队伍集合。高士一站在土台上，看着下面三百多张熟悉的脸。

“我走了，支队长由老赵接任。”他顿了顿，“都好好打鬼子。”

下面有人喊：“四爷，常回来看看！”

他挥挥手，背上行李。走出村子二里地，回头还能看见村口站着的人影。

到师部报到是下午。贺龙在院子里等他，见了他第一句话是：“走，去看看你的旅。”

新编的独立第一旅有四千多人，大部分是地方武装整编的。训练场上尘土飞扬。

高士一站在场边看了一会儿，转头对贺龙说：“给我两个月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现在各打各的套路。”高士一说，“得拧成一股劲。”

贺龙笑了：“需要什么，直接找我。”

晚上，高士一在旅部点起油灯——这是他从老家带来的最后一盏。他铺开纸，开始写训练计划。字写得很大，有些笔画歪歪扭扭。

写到半夜，警卫员进来添灯油，看见他在揉手腕。

“旅长，明天再写吧。”

“就完。”高士一头也不抬。

窗外传来哨兵换岗的口令。在这个春夜里，一切都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