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36岁男子家中锤杀父亲，法院为何不追究刑责？72岁母亲一句话说透了这个家的绝境

上海静安区，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。36岁的儿子，72岁的母亲，年迈的父亲。

今年3月20日下午三点多，儿子趁父亲不注意，拿起家里的松肉锤，朝父亲头上砸了下去。父亲躲进卧室，他追进去继续砸，直到父亲不再动弹。

第二天下午，母亲从外面回来，推开门看到丈夫倒在血泊里，浑身是伤，已经没了气息。她又惊又怕，直接报了警。

警察当场把儿子抓了。

这个儿子，今年36岁，大学文化，没有工作，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。这个家表面上看没什么特别，可母亲心里清楚，这个家早就出问题了。

六年前，也就是2020年前后，母亲就发现儿子不对劲了。性格越来越孤僻，行为越来越古怪，对家里人冷冰冰的，几乎不跟外人来往。

母亲想带他去医院看看，儿子一口咬定自己没病，死活不去。母亲72岁了，儿子36岁，一个老太太怎么可能强行把一个成年男人拖去医院？她做不到。

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，儿子作案之后，用手机搜索了几个词——“故意杀人罪”“死后变化”“尸体的变化”。
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在做完那件事之后，脑子是在转的，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但司法鉴定的结论是另一回事。
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鉴定所出具的意见是：顾某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时处于发病期，在本案中无刑事责任能力，目前无受审能力。

很多人看到这里会炸：杀了人，说一句有病就完了？

不是“完了”。法院做了另一个决定：对顾某予以强制医疗。作案工具松肉锤和银色切刀，没收。

我先把法律逻辑说清楚。刑法第十八条写得很明确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，不负刑事责任。

但这条法律后面还有半句：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，在必要的时候，由政府强制医疗。

所以“不负刑事责任”不等于“放回家”。法院认定顾某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，做出了强制医疗的决定，把他送进专业机构接受治疗和监管。

但我想说的不是法律条文。我想说的是这个家庭的处境。

母亲在案发后对警方说了一段话，读完心里堵得慌。她说，2020年之后她就发现儿子精神异常，想带他去检查治疗，但儿子不配合。

她和儿子年龄、体力悬殊，没有能力强制儿子就医。如今自己年事已高，上面还有近百岁的老人需要照顾，没有能力全天候监管儿子。

这段话把一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：当一个成年精神障碍患者拒绝就医，他的父母老了、体力跟不上了，谁来管？

法律上，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，除非已经发生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的行为。

也就是说，在顾某还没有动手之前，哪怕母亲知道他病了，哪怕医生怀疑他有被害妄想、有伤人风险，只要他本人不点头，谁也送不了他去医院。

母亲没有这个权力，社区没有这个权力，公安机关在没出事之前也很难介入。

这就是这个案子最让人难受的地方。这个母亲不是没努力。她发现了问题，她想带儿子去治，她做了她能做的。

但一个72岁的老太太，面对一个36岁的成年男人，她没有力气，没有手段，没有任何强制力。她只能看着儿子一天天往下走，直到那天下午，丈夫死在了儿子手里。

有人会问：为什么不早点报警？为什么不找社区？

现实是，在惨案发生之前，顾某的行为在法律上还没有达到“强制医疗”的标准。他没有打人，没有伤人，他只是性格孤僻、拒绝就医。

这种情况，警察来了也只能劝，社区来了也只能做工作。法律规定的那道门槛，必须等到有人受到伤害之后才能跨过去。

这个案子里，跨过那道门槛的代价，是一条人命。是母亲的丈夫，是儿子的父亲。

法律设定这道门槛，是为了防止正常人被随意送进精神病院，这个底线必须守住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在这道底线和悲剧之间，还有很长一段路，需要有具体的机制去填上。

比如，对于有明确精神疾病诊断、家属无力监管、但尚未实施暴力行为的患者，能不能有一个更早介入的通道？

社区、卫生部门、公安机关之间能不能有更顺畅的联动？这些问题不是这一家人的问题，是所有类似家庭都在面对的问题。

顾某被强制医疗了。他会在专业机构里接受治疗，直到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。

72岁的母亲，失去了丈夫，儿子被送走了，上面还有近百岁的老人要照顾。

这个家，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