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10月1日，在香港主持国民党南方执行部事务的王新衡遭人刺杀，身中两枪、又被捅了一刀。国民政府认定此事系大陆人员所为，凶手却始终成谜。
此番遭到暗杀，王新衡伤势很重，但他大难不死，最后居然活了下来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捡回一命的他没有退回特务系统，而是转身走进了台湾的工商界，而且一进就是三十多年——那个曾经在刀口上舔血的人，后半生做的生意，远比前半生干净，也远比前半生耐人寻味。

王新衡，1908年生，浙江慈溪人，早年在武汉加入共产党，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，与蒋经国同班，这段同窗之谊，成了他一生最硬的底牌。
然而莫斯科待他并不温情。
当时在党内风头正劲的是王明，王新衡与一位女同志恋爱，而这女子与王明也有恋爱关系，王明因此恨他入骨。一天王明把他找来，扔给他十块美金："党没钱，你拿着这钱回中国吧。"随后他被塞进一艘俄国货船的空啤酒桶里，漂到青岛上了岸。此段掌故出自黄苗子的口述回忆，王新衡生前曾多次亲口向他讲起。
回国后，王新衡创办苏俄评论社，出版《苏俄评论》月刊，后来加入军统，出任上海区区长。1934年，他又投奔张学良，结为好友，却因耽搁赴任西北区区长，恰逢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，被戴笠以"失职"之名下狱近三年，直到淞沪抗战爆发才获释，随后出任军统香港特别区少将区长。
1945年抗战一胜利，他代表军统任命潜伏多年的"五重间谍"袁殊为中将站长，袁殊满口答应，却在见戴笠的三天前悄然奔赴解放区，军统直到1946年初才回过神来下通缉令——这大概是王新衡情报生涯里说不出口的败笔。
1948年蒋经国坐镇上海"打老虎"，此时与他过从最密的，一个是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，另一个就是时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的王新衡。

1950年遇刺后，王新衡赴台，任"立法院外交委员会"委员，随即弃政从商。他名下的核心资产是亚洲水泥公司董事长一职，同时兼任远东纺织公司常务董事。
亚洲水泥的来历，藏着他人生的另一副面孔。
1954年，台湾唯一一家民营水泥厂"台湾水泥"的大股东全是本省地主，蒋介石信不过本省帮，想扶植一家外省人控制的水泥厂。1957年，上海滩资本家徐有庠想拓展水泥事业，找上了老相识王新衡——这位老蒋信得过的老特务、小蒋的老同学，成了不二的中间人。最终由他牵头，徐家办起了亚洲水泥，王新衡出任董事长，徐有庠任总经理负责经营，国民党方面直接投资，特许采矿权很快到手。
一篇专门梳理此事的评论文章曾犀利直言：王新衡担任亚洲水泥董事长，"其实就是蒋氏父子的白手套"，国民党党营事业在每个行业都需找代理人打理。另有文章将他列为蒋经国"太子党"骨干，称他赴台后弃政从商，"成为蒋介石家族的白手套，继续在台湾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"。

平心而论，"白手套"一词带有鲜明的评论色彩，出自立场鲜明的时评文章而非档案定论；但这些材料勾勒的结构是清楚的——王新衡并不直接持股经营，亚泥的实权在徐有庠手中，他提供的是一样商人买不到的东西：与蒋家的关系。
研究者记述他遇刺之后"无复昔年意气风发"，此后三十余年只专任"立委"，兼营企业，居间协调政商关系，连每年只领一千块台币薪水的董事长也乐意干，被友人笑称"台北董事长最多的人"。
一个昔日的军统少将，后半生靠"认识蒋经国"吃饭——这究竟是权力的余温，还是他为自己挣下的最后一重保护色，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分得清。

晚年的王新衡常与张学良、张大千、张群轮流做东聚餐，人称"三张一王转转会"。
1987年1月5日，王新衡在台北病逝，终年79岁。
此人这一生：被王明逐出莫斯科，被戴笠关了三年，被刺客撂倒在枪下，最后却在水泥与纺织的厂房里善终。历史对他的残忍与宽容，几乎同样彻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