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，被迫下台的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自家公寓前的草坪上，留下了这张罕见照片。镜头中的他已经没有了当权时的风光，和一个普通的老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收音机，手里杵着一根木棍拐杖，尽管从衣着上看，生活还算不错，但眼神里的呆滞和落寞，却暴露了他精神世界的空虚。

他站了一会儿，慢慢在草坪边的长椅上坐下。收音机里正播着农业产量的新闻，他伸手关掉了。

公寓的门开了，他的妻子尼娜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件外套。“风大了。”她说。

赫鲁晓夫接过外套，搭在腿上。“谢谢。”

尼娜在他旁边坐下，两人沉默地看着草坪上几只麻雀跳来跳去。

“谢尔盖下午来电话，”尼娜说，“他说周末过来。”

赫鲁晓夫点点头。他摸了摸拐杖的头，木头已经被手磨得光滑。

“午饭好了。”尼娜站起来。

赫鲁晓夫没动。尼娜等了一会儿，转身慢慢走回公寓。

又坐了十分钟，他才撑着拐杖站起来。膝盖有些发僵，他停了一步，然后朝公寓走去。

午餐是简单的汤和黑面包。赫鲁晓夫吃得很快，吃完后把盘子推到一边。

“要喝茶吗？”尼娜问。

“不用。”

他走到书桌前，上面摊着几本农业技术的书。他翻开一本，看了两页，又合上了。

下午他通常要睡一会儿。但今天他躺在卧室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。隔壁传来尼娜收拾碗碟的声音，水流声很轻。

他想起上个月和谢尔盖的争吵。儿子说应该写回忆录，把真相留下来。他说没什么好写的。

“至少为了历史。”谢尔盖说。

“历史自己会说话。”他回答。

现在他翻了个身，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。十月了，冬天快来了。

起床后，他坐到客厅的扶手椅里。收音机又打开了，这次是音乐节目。一首老民歌，他年轻时在顿巴斯听过的。

尼娜走进来，手里拿着毛线。“要织件毛衣给你。”

赫鲁晓夫看着她手里的灰色毛线。“颜色太暗了。”

“耐脏。”

音乐结束了，播音员开始读工厂劳动模范的名单。赫鲁晓夫伸手调低了音量。

“米高扬昨天来过电话，”尼娜说，手里的针没有停，“他问你好。”

“他说了什么？”

“就说问你好。”

赫鲁晓夫点点头。老朋友，现在也保持距离了。

傍晚时，他再次走到草坪上。这次他往远处走了走，走到公寓楼的边缘，能看到街上的行人。下班的人们匆匆走过，没人往他这个方向看。

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在街对面站了一会儿，看了看表，又继续往前走。赫鲁晓夫认出来，那是以前克格勃的一个年轻军官。现在可能在监视别人，也可能只是在等人。

天开始暗了，他往回走。在公寓门口，他停下拍了拍外套上的灰。动作很慢，好像这个简单的任务需要全神贯注。

晚餐时他话多了些，问尼娜白天买了什么，物价怎么样。尼娜说牛奶又涨了一点，但供应还算稳定。

“那就好。”他说。

晚上九点，他洗漱完毕，穿着睡衣坐在床边。尼娜在客厅听广播，声音隐约传来。

他拉开床头柜抽屉，里面有个旧相册。翻开第一页，是年轻时的照片，在乌克兰和工人们的合影。他手指在照片上停了一下，然后合上了相册。

关灯前，他看了看窗外。对面楼的窗户亮着灯，一家人围在桌边，似乎在庆祝什么。看了一会儿，他拉上了窗帘。

黑暗里，他平躺在床上。收音机还挂在椅背上，像个沉默的同伴。他想起明天还是这样的日子，后天也是。这个念头很平静，就像知道天总会亮一样。

他睡着了，没有做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