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，八路军在公路上伏击日军，排长见日军人数太多，就下令撤退，谁知一个小战士没有听到，眼瞅日军距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小战士低声问道：“排长，鬼子来了，还打不打呀？”

八路军埋伏在公路附近，准备等日军经过时开火。可排长观察后发现，日军人数比预想多，继续硬打并不划算，于是下令撤退。命令很快传开，战士们陆续离开阵地，赵友金却偏偏没有听见。
等他发现山坡上只剩自己时，日军的脚步声已经逼近。

他先看土坎后面，老李不见了。再看班长平时藏身的石头后面，只剩几根被压倒的草。刚才还并肩趴着的人，已经撤向后方。
这时候起身跑吗？

赵友金没有动。山坡无遮无挡，自己只要露头，可能马上就会遭到射击。继续留下，也意味着要独自面对一支正在靠近的日军队伍。
他把脸贴近地面，尽量压住呼吸。风吹草动，脚步声越来越密，日军的说话声也逐渐清楚。

他想起出发前的母亲。临走时，母亲往他怀里塞了一个煮鸡蛋，让他路上护着自己。后来，这个鸡蛋被他分给了生病的战友。如今身边没有排长，没有班长，也没有能够互相掩护的人，只有一支枪和不多的子弹。

日军军官走到路边，举起望远镜，开始观察山坡。
距离不到七十米。
这个距离，赵友金训练时对着固定靶打过很多次。可眼前不是靶子，而是会移动、会还击的人。他没有等到更好的机会，枪声突然响起，军官身体一歪，倒在路旁。

日军立刻乱了。
有人大喊敌袭，有人趴下寻找方向，机枪也朝山坡扫过来。赵友金趁着混乱，抱着枪滚到一块半人高的石头后面。

这一枪打中的不只是一个军官，也改变了日军对山坡的判断。一个人开枪，通常很容易暴露位置，可如果敌人判断不出开枪者有多少人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日军更愿意相信，山坡后面藏着一支有组织的部队。

这就是赵友金能活下来的关键吗？
更准确地说，是日军的误判给了他机会。
两个日军士兵随后从侧面绕近，赵友金没有急着开枪，一直等到两人走到缺少遮挡的位置，才稳住枪身扣动扳机。第二枪响起，一名日军倒下，另一人立刻扑倒。

枪声又把日军的火力吸向石头。子弹打在石面上，火星不断蹦出，土坡上的泥土也被打得四处飞溅。
赵友金检查弹药，还剩七发。
他清楚，自己不能和日军拼消耗。山地伏击靠的不是连续猛打，而是隐藏、等待和变化。能不开枪，就不开枪，能拖到天黑，就不能让对方提前摸清位置。

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日军没有再贸然冲锋，只用火力压制，偶尔抬头查看。
赵友金趴在石头后面，等了很久，终于看到一名机枪手换弹匣时露出半个脑袋。第三枪打出，那名机枪手倒下，日军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。

看不见对手，也无法确认对方人数，日军只能继续开火，却不敢轻易向前。
赵友金也没有趁势连续射击。他悄悄退进后方浅坑，用枯叶盖住身体，让自己尽量和山坡融在一起。过了一会儿，日军点起火把照明，他抓住机会又开了两枪，日军那边一阵混乱，但他没有确认是否命中。

这时候，子弹只剩三发。
要不要继续打？
他选择留下。

这个选择看起来保守，却很现实。夜色一到，视线会迅速变差，日军如果突然靠近，最后几发子弹就是退路。开枪越多，位置越容易暴露，保留火力，反而能让敌人继续顾忌山坡后面还有人。
山地战斗里，人数少的一方不一定要立刻击溃对手，只要利用土坎、沟壑和石头不断换位置，再控制开火节奏，就可能让人数占优的一方不敢贸然推进。

类似的道理，在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中也能看出来。那场战斗依靠的是成建制部队和完整部署，赵友金面对的却只有一个人和一块山坡，规模完全不同，但地形、突然性和判断误差，都会影响战斗结果。
反过来看，赵友金并不是靠几枪就掌握了局面。日军的火力一直存在，他的弹药不断减少，任何一次抬头都可能带来危险。单兵拖住队伍，听起来惊险，实际上每一分钟都在承受压力。

夜色越来越重，日军开始吹哨收拢队伍，随后慢慢向公路另一头移动。他们可能顾忌夜间山地作战，也可能仍然认为山坡后藏着伏兵。
赵友金没有马上起身。

他继续趴在浅坑里，听着脚步声和人声一点点远去。等公路方向彻底安静下来，又过了很久，只剩虫鸣，他才从坑里爬出来。
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，让他的双腿麻得站不稳。他扶着枪，辨认部队撤退的大致方向，随后摸进黑沉沉的山林。

走出一段后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刚才的山坡。夜色遮住了一切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有手里的枪管还带着余温。
这场战斗没有援兵，也没有整齐冲锋。赵友金能做的事情很简单，藏住自己，选准时机开枪，把日军拖到天黑，再趁对方撤离寻找生路。

说到底，他没有真正把主动权抓在手里，只是靠地形、耐心和有限的子弹，把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局面，一点点拖出了出口。直到他背着枪走进山林，这场意外留下的独自战斗，才算真正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