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2年，负责看守张学良长达25年的军统少将刘乙光被调离岗位。在送别宴会上，张学良当着众人的面说：“刘乙光既是我的仇人，也是我的恩人，他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们也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他马上就要离开了，我也知道他家里的情况，我决定给他一笔钱，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意。”
刘乙光的酒杯停在半空，他看了一眼主位上神色不变的蒋经国，然后垂下眼，把杯里的酒慢慢喝了下去。整张长桌两侧的官员都屏住了呼吸，没人敢出声。
宴会结束后，蒋经国没有立刻离开。他把刘乙光叫到旁边的休息室，关上了门。
“刘副处长，”蒋经国的声音很平静，“刚才张先生的话，你怎么看？”
刘乙光站得笔直：“报告副局长，那是张先生的个人看法。属下只是执行公务。”
“个人看法。”蒋经国重复了一遍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放在桌上。“你明天一早去‘安全局’人事处办手续，之后到阳明山图书室报到，职级待遇不变。”
刘乙光知道，图书室是个闲职。他敬了个礼：“是。”
“还有，”蒋经国抬起眼，“张先生说的那笔钱，你不能收。收了，外面会怎么看我们？说我们亏待看守人员，还是说张先生收买人心？”
刘乙光沉默了几秒：“明白。”
第二天上午，刘乙光回到北投幽雅招待所收拾个人物品。他的房间就在张学良卧室的斜对面，两扇门对着同一个走廊，已经开了关、关了开二十五年。
张学良的门虚掩着。刘乙光提着箱子经过时，门忽然拉开了。
张学良手里拿着一个没封口的信封，里面是一张存单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递过来。
刘乙光没接。他看着那张存单，又看了看走廊尽头站着的年轻看守——那是来接替他的人。
“张先生，”刘乙光说，“这个，我收不了。”
张学良的手没缩回去：“你家里五个孩子，两个还在念书。你太太身体不好，这些年你也……”
“收不了。”刘乙光打断他，声音很低，但很硬。“我昨天跟副局长保证了。”
张学良看了他一会儿，慢慢收回手，把信封对折，塞进自己的睡衣口袋。他忽然笑了一下：“也好。免得你为难。”
刘乙光提起箱子，往楼梯口走去。走到转角时，他听见张学良在身后说：“老刘。”
他停下来，没回头。
“雪窦山那次，还有贵阳医院，”张学良顿了顿，“谢了。”
刘乙光站在原地，背对着那个他看守了半辈子的人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远处厨房传来烧水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继续往前走，一步一步走下楼梯，没再说一个字。
三个月后，刘乙光在阳明山图书室的办公室里收到一封信。信封上没有寄件人，里面只有一张当月的电费缴费单，用户姓名是刘乙光家的地址，应缴金额那一栏盖着“已付讫”的红章。
他把缴费单翻过来，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给孩子买几本书。张。”
刘乙光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把缴费单锁进了抽屉最底层。
往后的二十年里，每隔几个月，刘乙光家总会收到一些匿名缴费单——有时是水电费，有时是孩子的学费，有时是药房的账单。每一张背面都有同一个字迹的简短附言：“天凉加衣。”“买点肉。”“保重。”
他从来没有去查过是谁付的钱，也从来没有对人提起。
1982年冬天，刘乙光因为肺衰竭住进医院。最后几天，他已经不太能说话。有一天下午，护士进来换药时，看见这位瘦小的老人用手指在床单上慢慢划着什么。
护士凑近看，那是两个字：“还了。”
刘乙光去世两天后，他的长子在家整理遗物，从抽屉底层翻出了一沓厚厚的缴费单，每一张背面都有铅笔字迹。长子拿着那沓单子，怔怔地坐了一个下午。
出殡那天，灵堂里来了很多旧同事。仪式快开始时，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。已经满头白发的张学良，穿着深色大衣，在赵一荻的搀扶下，一步一步走了进来。
他在刘乙光的灵前站了很久，然后缓缓鞠了三个躬。
离开时，张学良对刘乙光的长子说：“你父亲是个守规矩的人。规矩困了他一辈子，也救了我两次。”
长子把那一沓缴费单递过去：“张先生，这个……”
张学良看了一眼，摇摇头：“留着吧。就当是个念想。”
他转身走出灵堂，冬日的阳光照在他背上，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。赵一荻轻声问：“还恨他吗？”
张学良望着远处雾气笼罩的阳明山，过了许久才说：“早就不恨了。他和我一样，都是被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。绳子解开了，蚂蚱也就各自散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刘乙光的长子把缴费单一张张烧在了父亲的火盆里。火光跳动间，那些铅笔字迹渐渐蜷曲、变黑，最后化作一小撮灰白的余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