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与自己的女儿。李凤章并非兄弟六人中最聪明的，也并非官品最高的，但却是最富裕的。

南京总督府的书房里，李凤章刚把一杯滚烫的茶推到一边。他刚刚拜会了两江总督曾国荃，商议完皖北的赈灾粮款，这位湘军名帅拍着他的肩膀，说了句“幼荃，你若在朝，必是方面大员”，语气里满是惋惜。李凤章只是笑了笑，拱手告辞。

此刻，他想的不是总督的赞许，而是回芜湖的船。马车在外候着，他起身时，官袍袖口蹭到了桌角的砚台，留下一道墨痕。他皱了皱眉，没有唤人来擦——这总督府再好，终究不是他的地方。他四哥李鸿章是这里的主人，而他，只是“李中堂的五弟”。

早些年，他也曾穿这身按察使衔补用道的官服，总理两江营务，为湘军、淮军调配军械粮草。他算账比谁都快，调度比谁都精，可骨头也比谁都硬。淮军将领宴饮，请他赴席，他推说账目未清；同僚升迁，设宴庆贺，他送份礼便罢，人很少到。他不是不懂那些眉眼高低，是不愿把力气花在那上面。一次，为了一批劣质军械，他当面顶撞了一位红得发紫的淮军统领，对方气得摔了杯子，他却只把账册摊开，一笔一笔，算得对方哑口无言。

骨头硬，就难免磕碰。渐渐地，他听到了风声，说他“恃兄傲物”“不通人情”。那晚，他在芜湖自家的庭院里站了很久，看着商船在江面灯火通明地往来。他终于做了决定：这身官服，不穿了。与其在别人的棋盘上当一枚别扭的棋子，不如去经营自己的棋局。

辞官的奏折递上去，连他那位权倾朝野的四哥都惊动了。李鸿章来信，语气复杂，有惋惜，也有不解。李凤章回信很简短，只说“兄长肩扛江山，弟惟愿打理家业，使母亲无忧，亦为兄长减一后顾。”话说得漂亮，也把路封死了。

他把所有的精明和倔强，都投进了芜湖的码头、街市和账房。芜湖开埠，机会来了。他像下棋一样布局：这里设典当，那边开钱庄，江边码头控粮运，最繁华的街市，大片地产悄悄收入囊中。他谈判时话不多，但句句钉在要害上；他看账本，错一个铜板也瞒不过他的眼睛。不到十年，大半个芜湖的商业脉络，都握在了他手里。他的家产，很快超过了两位总督哥哥。

钱多了，非议也来了。有人说他不过是沾了李家的光，靠官商勾结。李凤章听到，只是哼一声。庐州大饥荒，粮价飞涨，他打开自家粮仓，先后捐出七千石谷米，分文不取。山东黄河决口，灾民遍野，他一次捐出一万两白银。朝廷嘉奖，赐下正一品封典。一个辞了官的商人，头顶一品荣耀，这在当时，凤毛麟角。

他把诰命的冠服仔细收好，却不常穿戴。母亲大多时间住在总督府，他定期去看望，带的都是最实在的东西：上好的皮袄，软和的燕窝，成箱的银钱。母亲总念叨“谦抑守福”，他听着，记在心里。他知道，自己这份泼天富贵，在外人眼里是李家的又一座高山，他得让它稳当，不能成为被人攻讦兄长的把柄。

这次来南京，除了赈灾公事，他也去看望了母亲。老太太摸着他身上略旧的绸衫，叹了口气：“你呀，钱都散给别人，自己倒穿得像个账房先生。”他笑着替母亲掖好被角，没说话。

从总督府出来，上了马车，他就觉得有些胸闷。船行江上，晚风颇凉。随从劝他进舱，他摆摆手，站在船头，望着芜湖方向那片属于他的璀璨灯火。那里有他的当铺、钱庄、码头、粮栈，有他一手建立的商业王国。可偌大家业，终究有一件事，他无能为力——他只有五个女儿，膝下无子。

过继两个侄子承接香火，是家族的决定。他看着那两个恭敬却难掩稚嫩的少年，心中滋味复杂。他打下这片江山，不是因为多爱财，而是想证明，不走哥哥们的路，他李凤章也能顶立门户。可最终，这份产业，还是要交还给“李”姓的男丁。

江风越来越急，他咳嗽起来，一阵剧痛猛然攥住胸口。

回到芜湖家中，病势便如山倒。家人慌作一团，请来最好的大夫。他躺在病榻上，气息微弱，却异常清醒。他让人把几个女儿叫到床前，又看了看垂手站在一旁的过继侄子。女儿们低声啜泣，侄子们神情恭谨而茫然。

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极轻地吐出几个字：“账……要清。”

一八九零年，李凤章病逝，终年五十六岁。他留下的，是李家兄弟中无人可及的财富，一个商业帝国的雏形，以及“一品商人”的名号。时人议论，都说他若肯在官场经营，成就未必低于其兄。但他用一生选择，证明了另一条路的存在：在晚清煊赫的李氏家族中，他硬是靠着自己的骨头和算盘，在一片猜忌与倾轧的缝隙里，凿出了一片不一样的天空。只是那片天空下，他始终是一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