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,杨成武请地主吃饭,随后要地主们捐款抗日,“铁公鸡”地主王朴伸出五根手指,竟喊:“我捐5万大洋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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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成武攥着那个蓝布包站在台阶上,巷子里的狗叫声歇了,四周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布包里是一只银镯子,还带着体温,是王朴折返回来塞到他手里的。
他说他娘留下的,成色好,熔了能给伤员打几把手术钳。
这话说得跟唠家常一样随意。
可杨成武知道,一个把五万大洋拍在桌上的人,怀里还揣着这么一个东西,揣一整晚,到最后才舍得拿出来。
散席的时候人都走光。
穿狐皮坎肩的赵乡绅第一个跳出来喊了八百块,其他人也跟着摘表的摘表、摘戒指的摘戒指,会计的算盘珠子拨得飞快。
可王朴最后一个出门,旧棉袄袖口磨得锃亮,站在酒馆门口的台阶上仰头看看天,说星星挺密,明天该是个晴天。
杨成武说你这棉袄该换了。
王朴低头掸了掸前襟,说还能穿三年。
一个刚掏了五万大洋的人,说自己的棉袄还能穿三年。
这事搁谁身上都想不通。
可你要是知道他这辈子怎么过来的,就想通了。
王朴13岁进皮毛作坊,冬天手泡在碱水里刮羊皮,烂得能看见骨头。
后来自己开店,从张家口一路做到北京天津,商号开好几家,田产数都数不过来。
可过日子抠得要命,一件棉袄穿十来年,补丁摞补丁也舍不得换。
为了一亩三分地,他能跟人打半年官司。
乡里人都叫他“铁公鸡”,说他手里攥着的钱能攥出水来。
可就是这只“铁公鸡”,在那天的酒馆里,把满屋子人都震住。
杨成武把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了来,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帮一把。
他手底下七千多号人,棉衣没着落,伤员等着用药,仓库里的粮食撑不了几天。
在座的皮货行老板、粮行掌柜、盐号东家,一个个穿着绸缎袍子,手上戴着玉扳指,可说起话来全是弯弯绕。
王朴坐在角落里,穿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,拿一根旱烟袋一口一口地抽,烟雾把脸遮得模模糊糊。
别人报了零零碎碎的数字,会计拿着毛笔在本子上记,墨迹干了又添。
王朴把烟袋锅子往桌腿上磕磕,站起来,伸出手,张开五根手指。
旁边的人小声嘀咕五百,他没吭声。
又有人问五千,他还是没吭声。
满屋子的人都盯着他那只手,手指又瘦又长,指节上全是干活的茧子。
“五万。”他说。
声音不大,可屋里一下子静得连炭火噼啪声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会计手里的毛笔停在半空,墨水顺着笔尖滴下来,洇湿了纸上一个字。
那年头一个长工干一年挣十几块钱,一头壮牛卖20来块。
五万块大洋,够买两千多头牛。
王朴从怀里摸出一个蓝布包,一层层揭开,里头是一张发黄的银票。
他把银票推到杨成武面前,说这是天津汇丰的票子,明天就能兑。
又从腰上解下一串铜钥匙,搁在银票旁边,说东仓三百石高粱,西仓两百石小米,后院还有三十匹土布。
后来杨成武才知道,王朴报的存粮数比账上登记的还多出一半。
别人都是往少了报,他是往多了给。
酒馆里其他人坐不住。
赵乡绅猛地站起来喊了800,席间一下子活了过来,有人说捐300石谷子,有人说捐24布。
王朴倒像没事人一样,重新坐回条凳上,塞烟丝点火,说了一句:“如今这世道,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”
这话在那个年月一点都不绕。
日本人的炮火从北往南碾过来,今天还算计地租的人,明天可能连地都没了。
王朴抠一辈子,可到这个节骨眼上,他比谁都清楚。
国要是没了,地契就是废纸,银票就是糊墙的纸,粮仓里的粮食就是给日本人准备的军粮。
他捐的不是钱,是命根子。
后来王朴又捐了好几回。
他把张家口的铺面卖了,把天津的存货处理,把乡里的田产也变卖大半,前前后后加起来超过十万现大洋。
他还把铺子里两个上过私塾的年轻伙计送到部队,说团里缺识字的人。
1940年,王朴在天津去世。
他走的时候,家产已经散尽。
杨成武晚年写回忆录,专门提到这件事。
他说每逢补充弹药犯难的时候,就会想起那个穿补丁棉袄的老头,想起他伸出的五根手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