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，铁腕老大斯大林抽空回老家看老妈。老母亲不关心他多威风，憋了半天问一句：你到底当啥官？斯大林答：书记。老母亲叹气：早知让你当神父多好。
斯大林回到莫斯科的办公室，桌上已经堆满了待批的文件。最上面一份是关于第聂伯河水电站二期进度的报告，他用红笔划掉“预计延迟六个月”的字样，在旁边批注：“必须按期完成。负责人：日丹诺夫同志。”
他放下笔，从抽屉深处摸出一张旧照片。照片上，年轻的约瑟夫·朱加什维利站在第比利斯神学院的回廊下，身上是半旧的黑袍，手里拿着一本厚重的书。他看了几秒，把照片背面朝上，扣在桌面上。
几天后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贝利亚送来一份名单，上面列着十几位曾在格鲁吉亚教会学校任职、如今在各地担任中学教师或档案管理员的人员。“这些人，”贝利亚的声音很轻，“和境外某些侨民组织有过书信往来，虽然内容无关政治，但……”
“按程序处理。”斯大林打断他，目光没有离开另一份关于冶金厂产量的报表。他不需要听细节。程序，意味着审查、监禁或流放。钢铁的产量必须提升，而任何潜在的、细微的不安定因素，都必须像矿石中的杂质一样被剔除。
1936年夏天，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周末。傍晚，他独自在花园里散步，警卫远远跟在后面。草丛里传来蟋蟀的叫声，这声音让他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在黄昏的灶台边哼唱的格鲁吉亚民谣。调子他已经记不全了，只记得结尾那句总是祈祷平安。
他停下脚步，对身后的警卫队长说：“给格鲁吉亚那边发电报，问问老太太最近需要什么。”电报当天夜里发出，回电在第二天清晨送达：母亲一切如常，只是最近视力更差了，常常坐在窗前，一坐就是半天。
斯大林让秘书以匿名方式，寄去一副当时最好的老花镜。东西送到后，母亲托人捎来一句口信：“告诉那个好心人，愿上帝保佑他。”秘书汇报时，斯大林正伏案修改新宪法的草案。他“嗯”了一声，笔尖在“劳动是每个苏联公民的光荣义务”这一条下面，重重划了一道线。
1937年初，大清洗的浪潮席卷。一天深夜，斯大林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。他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是一份关于军队高层“反革命集团”的最终处理报告，需要他签署批准。窗外的莫斯科寂静无声。
他拿起笔，在报告上签了字。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，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然后他按铃叫来秘书，口述了一封发给第比利斯地方政府的简短电文：“提供一切必要的医疗协助，费用从我的津贴中扣除。”
他没有回去。几天后，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，他正在主持一个关于下一个五年计划指标的紧急会议。会议中途休息，秘书在走廊里低声告知了他。斯大林沉默了几秒钟，说：“知道了。会议继续。”
最终，一个朴素的花圈从莫斯科发出，挽联上只有“献给母亲”几个字。而几乎在同一时刻，一批新的、关于重工业领域“破坏分子”的逮捕令被签发。运送花圈的火车向北驶向格鲁吉亚，而运送被捕人员的列车，正呼啸着向东开往西伯利亚。
母亲下葬后，当地教堂的神父给克里姆林宫寄来一封信，里面是母亲临终前留下的一串旧念珠，和一页用格鲁吉亚语写的、字迹歪斜的便笺。便笺上只有一句话：“我的索索，我为你的灵魂日夜祈祷。”
斯大林拿起那串木质念珠，在手里握了一会儿。然后他拉开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，将它放了进去，和那张神学院的回廊照片放在了一起。他关上抽屉，锁好。
第二天，苏联报纸的头版刊登了重工业产量超额完成计划的喜讯，并配发了斯大林同志在工厂视察的照片。照片上的他穿着熨帖的军装，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，背后是巨大的、正在浇筑的钢锭。那钢水通红，奔腾流淌，照亮了他半个侧脸，也彻底吞没了所有来自旧日黑袍下的、细微的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