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庆龄先生曾深情地说：“毛主席对我的称呼，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，再到亲爱的大姐，称呼的嬗变，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。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，这是我引以为傲的！”
广播讲话稿的初稿被送到了她的案头。她读了两遍，放下笔，叫来了秘书。“稿子写得很好，但语气太像工作报告。”她走到窗边，“侨胞们想听的，是胡同里早点铺子的煤炉又点起来了，是小学堂的钟声又敲响了。把这些加上去。”
秘书有些迟疑：“可这些细节，是否需要报请……”
“不必。”宋庆龄转过身，“润之先生让我看稿，就是让我改的。去办吧。”
修改后的讲话在电台播出。三天后，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一个信封，里面没有信纸，只有一张从《南洋商报》剪下来的读者来信片段，上面用红铅笔圈出一行字：“听宋先生讲北平的清晨，仿佛闻到豆汁儿的味道，忍不住落了泪。”
宋庆龄看着那剪报，许久，将它夹进了笔记本。
第一次政务院会议，她提前到了。会议室里只有两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摆放文件。她坐下来，翻开议程，在“精简机构”一项旁，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精简非减其责，反当增其效。可否先以文教系统试之，察其成效，再推及其他？”
会议开始后，轮到讨论该项时，她刚要开口，周恩来却先说了话：“关于机构精简，宋庆龄同志写了个建议，我看很有见地。”说完，他将那张她写了字的议程纸，递给了身旁的同志传阅。
宋庆龄微微一怔，看向周恩来。周朝她轻轻点了点头。
会后，毛泽东在走廊上叫住她。“大姐的建议，务实。”他边走边说，“不过文教系统牵扯广，动起来怕有阻力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宋庆龄跟在他身侧，“所以更该从这里开始。阻力大，正说明它重要。做成了，别的系统才有信心。”
毛泽东停下脚步，笑了：“你这个‘大姐’，比我们有些男同志还有魄力。”他想了想，“这样，你先牵头组个小范围的调研小组，把具体章程拿出来。需要什么人，直接找总理要。”
调研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走访，宋庆龄选了琉璃厂附近的一所小学。校长是个老先生，听说副主席来，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。宋庆龄摆摆手，自己搬了张凳子坐到教室后面，听了一堂算术课。
下课后，她叫住那位紧张的校长，问的却是：“孩子们冬天取暖的煤，够烧吗？”
校长愣住，随即眼圈有点红：“够……够的，就是……就是得省着点。”
回去的车上，宋庆龄对调研组的同志说：“章程里加一条：凡涉及中小学的调整，必须先实地查问取暖、饮食、照明三事。这三件事不落实，不动一砖一瓦。”
章程草案送上去的第二天，毛泽东让人送来一张条子，上面只写了两个字：“甚好。”
年底，宋庆龄感冒了。卧病在家的第三天下午，门卫通报，有位姓李的女士来访，说是代表上海旧友来送些点心。宋庆龄想了想，请她进来。
李女士带来的是一盒杏花楼的糕点，还有几句简单的问候。临走时，她似乎不经意地说：“孙先生故去多年，您如今在北方，我们都很挂念。有些老朋友说，您现在是‘副主席’了，怕是不比从前自由。”
宋庆龄静静听完，让秘书从里屋拿出一个小锦盒，递给李女士。“这里面是两枚北平新发行的纪念章，你带回去，给老朋友们看看。”她语气平和，“告诉他们，我在这里，能看到全中国的孩子。这比自由更重。”
李女士走后，宋庆龄走到书桌前，抽出一张信纸，开始给广东一位从事乡村教育的老朋友写信。信中详细问了当地女童识字班的情况，并随信汇去了一笔自己的薪水，指定用于给孩子们添置过冬的棉鞋。
信写完时，暮色已深。她抬起头，看见窗外光秃秃的海棠枝桠，在风中微微颤动。她想起毛泽东那天夜里披着旧大衣来的样子，想起他说“你也可以还叫我‘大姐’”。
她将信装好，封口，然后在信封的右下角，习惯性地写下两个字：“庆龄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