演员李亚鹏说，我爷爷和我外公都是国民党，所以我父母在那个年代其实家庭成分不太好，所以我的爸妈都是14岁从安徽和河南分别跑到了新疆。
十三岁的李国林扒上煤车时，并不知道终点是哪里。他只知道要一直向西。车厢里的煤灰呛得他睁不开眼，他把脸埋在肘弯里，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响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离叶县越远越好。
三天后，他在一个叫“柳园”的小站被赶下车。站台上空荡荡的，风卷着砂砾打在他脸上。一个戴着旧棉帽的老汉蹲在墙根下晒太阳，眯着眼看他：“娃娃，走迷了？”李国林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老汉没再多问，从怀里掏出半块烤得焦黑的馍，掰了一半递给他。“往西走，再扒三趟车，有个地方叫石河子，正招人垦荒。到那儿，没人查你爹是谁。”
李国林揣着那半块馍，又爬上了一列货车。这一次是运木头的，他蜷在两根粗大的原木中间，看着戈壁滩在眼前无尽地展开。天快亮时，车厢猛烈地晃动了几下，停了。他探头看去，车停在一个临时卸货点，几个工人正扛着木头往下走。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看到他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招手：“下来！躲那儿等着喂狼吗？”
男人是建设兵团下属一个连队的职工，姓赵。他把李国林带回了地窝子，舀了一碗热水给他。“多大？”“十四。”赵职工盯着他看了几秒，“明天跟我去领工具。你太小，干不动重活，就去菜地拔草、浇水。管饭，没工钱，干不干？”
李国林点了头。从那天起，他成了连队里年纪最小的“职工”。清晨天没亮就起来挑水，两个木桶压得他肩膀生疼，走一路洒一路。中午太阳毒辣，他蹲在菜畦里拔草，汗水流进眼睛，又涩又疼。同组有个叫刘二娃的少年，总笑他个子矮，抢他的窝窝头。李国林不还手，也不告状，下次发窝头时，他先把自己的掰一半，默默放在刘二娃的铺位上。
一个月后，连队里传达通知，要选两个人去团部学无线电技术，条件是“成分清白，有初小文化”。指导员念名单时，李国林正蹲在门口修一把铁锹。他听见自己的名字，愣住了。赵职工走过来，用沾满泥的手拍了拍他的后脑勺：“我报的你。你说你识字，我信。到了团部，把嘴闭紧，只学技术，别的什么都别问。”
团部的学习班设在一间旧仓库里。教材是油印的，图纸模糊不清。教课的技师姓王，脾气很急，讲两遍要是还不会，就用尺子敲桌子。李国林从废品站捡来一堆旧线圈和零件，晚上就着煤油灯，一遍遍拆了装，装了拆。同屋的学员嫌灯光暗，嘟囔了几句。他没吭声，把灯捻得更小，用身体挡住光。
结业考核那天，每人要独立装出一台能响的矿石收音机。李国林最后一个完成。他拧开开关，一阵嘈杂的电流声后，清晰的戏曲唱腔传了出来。王技师拿起他装的收音机，看了看里面整齐的焊点和自制的线圈，什么也没说，在考核表上画了个“优”。
回到连队，他被分去维护通讯设备。第一次独立检修那台老旧的电台时，他发现一个电容坏了，仓库里没有备件。他想起废品站里有一台苏联产的旧机器，或许能拆到可用的零件。那天下午他请了假，步行了十几里路，把那个电容拆了回来。电台修好的那天傍晚，他第一次通过耳机听到了几百公里外传来的声音，虽然杂音很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
1975年冬天，连队接到紧急任务，要架设一条临时线路。李国林和另外两个职工在风雪里干了整整一天。收工时，他的右手冻得失去了知觉，手套和皮肤粘在一起，拽下来时撕掉了一层皮。卫生员给他上药时，他咬着牙没出声。赵职工来看他，叹了口气：“你这孩子，跟你爹一点儿不像。”李国林看着窗外的雪，轻声说：“我爹是谁，不重要了。”
八十年代初，兵团建制调整，不少老职工选择回内地。李国林留了下来，成了通讯站的骨干技师。他带过的徒弟里，有两个后来考上了大学。送他们走的那天，他在站台上站了很久，直到火车消失在戈壁尽头。
1998年，他查出肺癌晚期。最后那段日子，他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看着孙子孙女跑来跑去。儿子李亚鹏从北京赶回来陪他，有一天推着他到老连队旧址转了一圈。残破的地窝子只剩几个土坑，当年的菜地早已荒芜。李亚鹏问：“爸，后悔过来吗？”李国林摇摇头，指了指远处地平线上新立的信号塔：“你看，能听见声音的地方，越来越远了。”
他去世后，葬礼上来的人站满了礼堂前的空地。有老战友，有他带过的徒弟，也有连队家属区里被他修过收音机、电视机的邻居。没有人提起过他的出身。悼词里只写了一句：李国林同志，一生坚守岗位，为边疆通讯事业奉献终生。
很多年后，李亚鹏带着女儿回到河南叶县的老祠堂。那棵老槐树还在。他摸着粗糙的树皮，对女儿说：“你爷爷当年，就是从这儿走的。”女儿问：“他去哪儿了？”李亚鹏望向西边天空，那里晚霞正烧得通红。“他去了一個能让他站直了活下去的地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