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，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，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，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，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，最终放弃了财产。
她牵着儿子走出那栋住了七年的房子，只带走了两个行李箱和儿子怀里的旧玩偶。前夫靠在门框上抽烟，最后说了句“想清楚了就行”。鞠萍没回头，行李箱的轮子在柏油路上咯噔咯噔地响。
租来的小屋在电视台旧宿舍一楼，墙壁渗着潮气。儿子把旧玩偶放在床头，问：“妈妈，我们以后就住这儿了吗？”鞠萍蹲下来平视他：“暂时住这儿，等妈妈多录几期节目，我们就搬去有阳光的大房间。”儿子点点头，自己铺好了小床单。
第二天录制《大风车》，道具组临时改了环节，需要鞠萍现场多教一组折纸。彩排时导播提醒她注意节奏，鞠萍笑着应下，转身从包里拿出自己熬夜折好的样品——她把可能卡壳的步骤全提前练熟了。正式录制一次通过，导演在耳机里说：“鞠萍姐，状态真好。”
下班后她去小学接儿子，老师悄悄告诉她，孩子今天把午餐里的苹果留了下来，说要带回家给妈妈吃。鞠萍在教室后窗看见儿子正小心地把苹果裹进纸巾，放进书包夹层。
当晚，她打开儿子的作业本，发现扉页上用铅笔写了行小字：“我要快点长大。”鞠萍合上本子，走进厨房，用那个苹果煮了一小碗糖水。儿子喝着糖水时忽然抬头：“妈妈，我长大要给你买带阳台的房子。”
周末前夫照例来接孩子，这次开了辆崭新的轿车。儿子上车前攥着鞠萍的手：“妈妈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鞠萍站在路边，看着轿车汇入车流，直到尾灯消失。
那晚她没开灯，坐在黑暗里算账。离婚时分文未取，积蓄只够撑三个月。电视机在闪，正在重播她去年主持的六一晚会，屏幕里的自己穿着亮片裙，笑得眼睛弯弯。电话响了，是制片人：“台里考虑开档新栏目，面向学龄前儿童，你有没有兴趣挑大梁？”
鞠萍握着话筒，手指关节微微发白：“什么时候试录？”
“下周一。不过……”制片人顿了顿，“这节目预算紧，主持兼策划，报酬可能比你现在低百分之二十。”
窗外的路灯啪地亮了，光线斜斜照进屋里，正好落在儿子空着的小床上。鞠萍看着床单上那摊光斑：“我接。”
新栏目叫《星星乐园》，筹备期只有两周。鞠萍白天录《大风车》，晚上写新节目台本，凌晨修改道具方案。儿子醒来上厕所，看见客厅灯还亮着，就揉着眼睛走过来，安静地坐在沙发角落看她写字。
第三个通宵的清晨，鞠萍趴在桌上睡着了。醒来时身上盖着小毯子，桌上多了张画：一个穿裙子的火柴人举着颗巨大的星星，旁边写着“妈妈加油”。她握着那张画，走到儿子床边，孩子睡得正熟，手里还攥着半块橡皮。
试录当天，道具出了岔子。预设的星空幕布卡住了，技术人员急得满头汗。离直播还有三分钟，鞠萍走到幕布前，摘下发卡上的亮片，又让助理找来手电筒和蓝色玻璃纸。直播信号接通时，观众看到的是一片用手电筒透过玻璃纸打在墙上的光束，鞠萍站在光里，把亮片往空中一撒：“小朋友们看，星星落下来啦。”
镜头切近时，她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，但笑容没抖一下。
节目结束后的数据会上，收视率排在同时段第二。制片人推开会议室的门：“鞠萍，下周开始正式纳入黄金档。”散会后她独自留在会议室，把脸埋进臂弯，肩膀轻轻颤抖。门缝里传来儿子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我把你的大衣拿来了。”
秋天快结束时，鞠萍带着儿子搬了新家。虽然还是租的，但客厅有整面朝南的窗户。搬家工人抬走最后一个纸箱的午后，阳光正好铺满半个地板。儿子光着脚在光斑间跳来跳去，忽然停下来指着墙壁：“妈妈，这里可以挂我的画。”
鞠萍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那片墙面空荡荡的，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。她从箱子里找出那张“妈妈加油”的画，用胶带贴在正中央。儿子跑过来挨着她站，两人看着画上那个举着星星的火柴人，谁也没说话。窗外的梧桐树沙沙响，一片金黄的叶子正好飘过窗前。
那天晚上，鞠萍做了红烧排骨。吃饭时儿子说：“爸爸今天打电话，问我们需不需要钱。”她夹排骨的手顿了顿：“你怎么说？”儿子扒了口饭：“我说妈妈现在赚的星星，比钱亮。”
鞠萍低下头，慢慢嚼着嘴里的米饭。排骨炖得很烂，咸淡适中。客厅没开主灯，只有厨房一盏小灯的光晕漫过来，把两人的影子淡淡投在墙上，连成一片完整的轮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