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，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，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，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润之兄，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，奈何家母年事已高，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。合肥得以解放，母亲尚在老家，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，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。”
卫立煌将那封信投入邮筒后，转身混入香港街头的人群。他穿过几条街，确保无人跟踪，才闪进一家不起眼的茶餐厅。他没有点单，径直走向二楼靠里的包厢，一个穿着绸衫的男人已经等在那里。
“信送出去了。”卫立煌低声说。
绸衫男人点点头，推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。“台北的耐心不多了。这是最后一次询问：是否接受华南剿总的任命？”
卫立煌没有碰信封。他看着窗外的街景，缓缓说道：“替我多谢上峰美意。只是老母羁留大陆，我心神已乱，恐难担此重任。”
“将军，”绸衫男人的声音冷了下来，“这不是儿戏。您若不接，很多事就不好办了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卫立煌站起身，“容我再想想。”
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码头附近的一家小旅馆，用化名登记入住。他需要时间，也需要确认北京那边的回音是否真实。三天后，旅馆前台递给他一张字条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平安扣已送达。”
看到这五个字，卫立煌知道，送玉的人已经见过母亲，而且母亲平安。他回到寓所，开始秘密整理文件。保险柜里的军事情报、联络名单、资金账目，他一份份检视，哪些可以带走，哪些必须销毁。
销毁工作在深夜进行。壁炉的火光映着他紧锁的眉头，纸张化作灰烬时，他想起抗战时期与八路军协同作战的场景。那些记忆此刻异常清晰，像一把尺，丈量着他接下来的路。
三天后的傍晚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只说了一句：“船期定了，下月初二，老地方。”他放下电话，从抽屉底层取出那半块玉佩，握在手心。冰凉的玉石渐渐被焐热，仿佛握住了某种确凿的承诺。
动身前夜，他变卖了最后一批债券，换成便于携带的金条。夫人早已先行前往澳门等候。凌晨时分，他换上码头工人的旧衣服，拎着一只装工具的帆布包，里面是金条和那半块玉佩。
码头雾气弥漫，他按照约定，走到三号泊位一艘不起眼的货轮旁。舷梯边有人低声问：“运的是什么货？”
“药材。”卫立煌答出暗号。
“上来吧。”
货轮在黎明前启航，驶向公海。卫立煌待在狭小的船舱里，听着机器的轰鸣。他知道，台湾方面一旦发现他失踪，必然会全力拦截。他必须在这艘船抵达第一个中转站前，不暴露任何行迹。
航行到第二天中午，船长面色凝重地敲开他的舱门。“有艘巡逻艇在朝我们发信号，要求停船检查。”
卫立煌心里一紧。他走到舷窗边，果然看见一艘挂着青天白日旗的艇只正在逼近。“能甩掉吗？”
“试试看。”船长咬牙道，下令改变航向，加大马力。
货轮在波浪中颠簸疾驰，巡逻艇紧追不舍，并通过喇叭喊话。僵持了约半小时，前方海面出现了另一艘船的轮廓，桅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。巡逻艇的追击明显迟疑了。
货轮趁机转向，驶向那艘挂红旗的船只。巡逻艇最终停止追击，调头离去。卫立煌靠在舱壁上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手心全是汗。
换乘北上的船只后，旅程平稳了许多。进入大陆水域后，一位穿中山装的干部来到他的舱室，向他敬了一个礼：“卫将军，欢迎回家。组织上安排您先在广州稍作休整，再前往合肥。”
一周后，他踏上了合肥的土地。组织的同志开车送他回乡，路上简要介绍了老家的情况：土改已经完成，母亲分到了田地和房屋，生活有了保障。
车子在熟悉的村口停下。卫立煌推开车门，看见自家老屋修缮一新，院里的枣树下，母亲正坐在竹椅上晒太阳。他走过去，脚步很轻。
母亲抬起头，眯着眼看了他一会儿，手里的针线活停下了。“是三伢子？”
“是我，娘。”卫立煌蹲下身，握住母亲的手。
母亲的手颤了颤，反手紧紧抓住他，上下打量，眼泪顺着皱纹淌下来。“瘦了……这一路，吃了不少苦吧？”
“不苦。”卫立煌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玉佩，放进母亲手心，“您看，玉我带回来了。”
母亲摩挲着玉佩，又看看儿子，终于笑了。“回来就好。灶上温着粥，娘给你盛去。”
堂屋里飘着红枣的甜香。卫立煌捧着那碗热粥，一口口喝下。窗外，枣树的新叶在春风里轻轻摇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