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，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，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，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润之兄，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，奈何家母年事已高，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。合肥得以解放，母亲尚在老家，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，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。”
信摆在桌上，周恩来进来谈开国大典的安保。毛主席把信推过去，问：“合肥那边，卫立煌的老娘现在谁管？”
周恩来看完，说合肥刚解放，基层政权才搭起来，旧军官家属容易被当成斗争对象。毛主席当即说：“卫立煌抗日是有功的。他母亲是个普通老人，不能因为儿子的事受牵连。给皖北区党委发电，先保人，再安置。”
电报当天夜里发出。皖北区党委把任务交给干事老周。老周带两个人赶去合肥乡下，进村时，农会正在祠堂里开斗争会，卫母被押在台下，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。农会主席说，她儿子是国民党上将，是战犯，必须斗。
老周挤进去，把电报举到油灯下：“上级有令，卫母要保护，不能斗。”
农会主席不服：“她儿子跟咱们打了多少年，凭什么保护？”
老周说：“卫立煌在忻口打日本人，在缅甸打日本人，功是功，过是过。老人家没拿过枪，没害过人，不能往她头上扣帽子。”
台下有人嘀咕。老周又说：“今天这个会，先散。谁家有意见，到区里说。”
农会主席还想争，老周把电报拍在桌上：“这是命令。”
卫母被扶下台时，腿已经站不稳。老周要送她去区里住，她摇头：“我哪儿也不去，死也死在自家屋里。”
老周没勉强，带人把她送回那间土屋。屋顶漏雨，灶台塌了一角，缸里只剩半把米。他留下两个人，连夜挑水、补灶，又从区里调来一袋米、两斤盐和一床旧棉被。
第二天，老周去村里找农会主席，把话说透：“卫立煌的账，将来由政府算。他母亲的账，现在由我们管。老人要是饿出病，谁担得起？”
农会主席闷头抽烟，最后说：“那就按上级说的办。”
老周回区里汇报，有人皱眉头：“现在到处都在划成分，我们反倒保护一个国民党上将的娘，群众会怎么想？”
老周把上级电文放在桌上：“群众怎么想，要靠我们讲清楚。卫立煌打日本的时候，带的是中国兵。他娘养大的是个抗日将领，不是汉奸。这个理，得让村里人明白。”
区里最后决定，由老周留在乡里蹲点，直到卫母生活安排妥当。
卫母的日子慢慢稳下来。村里给她分了菜地，有人定期送柴。她不太说话，只每天坐在门口纳鞋底。有人问她儿子在哪，她就说：“在外头，回不来。”再问，她便不答。
有一回，老周给她送盐，她忽然说：“我儿走错了路，你们还管我。”
老周说：“路是路，娘是娘。”
卫母低下头，手里的针线停了停，又慢慢扎下去。
消息辗转传到南方。卫立煌从一位跑生意的同乡手里接到母亲口述、别人代笔的一封家书。信很短：房顶补了，灶修了，米够吃，干部来看过几回，让她别怕。末尾说，村里人都知道她儿子打日本有功。
卫立煌把信看了三遍，没说话。
同乡问他，要不要给南京旧同僚回个话，那边还念着他，说位置可以留着。卫立煌把信折好，说：“不回。”
同乡又说：“那你以后怎么办？”
卫立煌摇头：“我娘在大陆，有饭吃，有屋住。我这时候去别处，算什么？”
那天夜里，他把旧军装从箱底翻出来，看了看，又叠好放回去。桌上有一封旧同僚劝他走的信，他拿起来，就着灯火点着，扔进火盆。
过了一阵，他托同乡给母亲捎去一包药材和一双软底布鞋。捎信的人问，要不要给毛主席带句话。
卫立煌想了想，说：“带一句就行。就说，润之兄这个情，我卫立煌记下了。”
同乡走后，他站在窗前很久。窗外是南方潮湿的街，人来人往。他摸了摸桌上的家书，低声说：“娘，等路通了，我回去看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