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死后依然功高震主的人中国历史上，死后能“功高震主”整整震上一千年的，恐怕也就诸葛武侯一个人了。

那年我去汉中办事，顺道拐进勉县。武侯墓就在定军山脚下，我想着去磕个头就走。结果车开到半道，路被堵死了。前面岔路口停着三辆外地大巴，车上下来的老头老太太拎着香烛布袋，正往一条土路上涌。我摇下车窗问路边卖橘子的老农：“大爷，前面这是去哪？”

老农朝坡下一指：“武侯祠啊，今天诸葛亮生日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武侯墓不就在定军山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武侯祠？老农看我发懵，咧嘴笑了：“墓是埋骨头的，祠是烧香的。这儿的祠比成都那个还早五十年，是老百姓自家凑钱盖的。”

我锁了车跟着人流往里走。坡下果然立着一座青瓦祠堂，门脸不大，黑漆匾额上写着“武侯祠”三个字。门口石阶被踩得油光发亮，凹下去一道深槽。卖香的老太太多，卖纸钱的更多，空气里呛得全是柏树叶子烧出来的烟。挤到门口我才发现，祠里供着诸葛亮泥塑彩像，一米多高，旁边陪着姜维和杨仪。人们磕完头也不急着走，靠在廊柱底下歇脚聊天，有人掏出干馍就着热茶啃，跟逛庙会似的。

我拉住一个扫地的大爷问：“这祠谁修的？”

大爷直起腰说：“老百姓呗。诸葛亮死了没多少年，这儿的老乡就捐钱盖了。一开始就是几间土屋，后来年年翻修，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”他拿扫帚指了指正殿房梁，“你看那根横梁，上头还刻着捐款人名字呢。全是当地种地的、做买卖的、教书的小户人家，没有一个大官。”

我仰头看去，梁木黑黢黢的，密密麻麻刻满了字，有些已经模糊得认不清了。

当天晚上我住在勉县县城，翻当地志书才知道。诸葛亮五丈原病故后，遗命葬定军山。朝廷确实修了墓，派了守墓户，规制不算低。但真正热闹起来的，是民间自己盖的祠。从魏晋到唐宋，勉县武侯祠一直是“民祠”，官方没拨过一文钱，也没下过一道保护令。可每年春秋两祭，汉中、广元、陇南的百姓成群结队往这儿赶，挑着供品，牵着牛羊，在祠前搭台唱戏，一闹就是好几天。

到了南宋绍兴年间，这事儿终于引起当地知府的注意。他姓赵，叫赵彦端，是个科举出身的读书人。赵彦端上任头一年，正赶上武侯祠春祭，亲自去看了看。回来以后他写了一封公文给京湖制置使司，大意是说：勉县武侯祠香火过盛，百姓聚集动辄数千人，既有碍治安，又于礼不合——诸葛亮固然贤德，但毕竟是臣子，臣子祠庙香火压过地方先贤和城隍正祀，长此以往，纲纪何在。

他提出两个办法：要么把武侯祠改为官祀，由官府统一管理，控制祭拜规模；要么就干脆迁祠，把塑像移入县城内的先贤祠，与其他人臣列在一起，免得单独一处、另成气候。

公文递上去，制置使司回了一句话：你看着办。

赵彦端选了前者。他贴出告示，将勉县武侯祠收为官祀，派了庙祝、定了祭日、限制了祭品规格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把祠前那片老百姓自用的戏台和集市空地圈了起来，立了木栅栏，说要重修道观，暂时封闭。

消息传出去三天，勉县底下四个乡的老百姓没闹，也没上访。他们干了一件事——选出了十几个代表，每人背着一口袋铜钱，连夜走了七十里山路，赶到南郑县，找当地的茶商和布商凑钱。又过了五天，他们在定军山脚下一块新地基上动了土。梁木是各家各户拆了自己家旧房檩子凑的，泥瓦是村里的窑工连夜烧的。不到一个月，一座新的武侯祠立了起来，比原来那个还大两间。

赵彦端接到报告时，新祠已经上梁了。

他没再发公文，没再派人去拆。第二年春祭，他换了便服，骑了匹骡子，独自去定军山下看了半天。据当时在场的老百姓说，知府大人站在新祠门口，望着匾额上“汉丞相诸葛武侯祠”几个字，站了好一会儿，一句话没说。走的时候他掏了一把铜钱塞进功德箱，掉头回了衙门。

从那以后，勉县就有了两座武侯祠。一座官修的，后来渐渐冷清，瓦松长满了屋顶；一座民修的，香火一直旺到今天。而我站在那座民修祠里的时候，旁边供桌上还堆着新鲜橘子、蒸好的米糕、手工扎的纸花。扫地大爷说，这些全是周边村子的人清早送来的。

我问他：“你们年年这样供，供了一千多年了，不累？”

大爷拿袖子揩了一把汗，说：“累啥？他帮过咱么。”

他也没说诸葛亮具体帮过什么。但那句话说得特别自然，就像在说自家的老先人。

我走的时候天快黑了，回头再看那座青瓦祠堂，烟还在往上飘。一千多年了，官府想过管它、改它、移它、压它，全没压住。压住它的东西从头到尾就一样——老百姓觉得这个人该供。不是什么礼法，不是什么君臣大义，就是几个种地的、做买卖的、烧窑的，攒了几个月工钱，扛着木头和瓦片，在定军山脚下给一个死了几百年的丞相盖了间屋子。

这屋子一盖，就再也没人能拆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