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，21岁的宋佳嫁给了42岁的京剧泰斗张学津，对方比她大21岁，还离过婚，谁也没想到，10年后，因为女儿一个无心的举动，张学津染上了不治之症，宋佳二话不说提了离婚。

消息在医院走廊里炸开时，宋佳刚拿着化验单从医生办公室出来。她捏着那张纸，指甲快要嵌进掌心。医生的话还在耳边打转：丙肝，血液传染，目前没法治。
回到病房，张学津正靠在床头看剧本。他抬头，看见妻子脸色煞白。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宋佳把化验单递过去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张学津看了很久，慢慢把纸折起来。他反而笑了：“没事，还能唱。”
可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剧团很快知道了消息。原本定好的巡演，对方委婉推掉了两场。家里来的朋友越来越少，连常来学戏的徒弟，现在都站得远远地说话。三岁的女儿楚楚想扑到爸爸怀里，总被宋佳半路拉住：“爸爸脚疼，楚楚乖。”
真正让宋佳下定决心的是个傍晚。她在厨房熬中药，听见客厅里张学津教楚楚唱《空城计》。孩子咿咿呀呀跟着学，唱到一半咳嗽起来。张学津下意识伸手想拍她的背，手举到半空，突然僵住了。他慢慢把手收回去，在裤子上擦了擦。
宋佳靠在门框上看着，药罐噗噗地冒着热气。
那天晚上，她打了盆热水给张学津泡脚。被烫伤的左脚还裹着纱布。“离了吧。”宋佳说，声音很平。
张学津没抬头。“胡说什么。”
“医生说了，这病传染。楚楚还小。”宋佳拧干毛巾，敷在他脚上，“我打听过了，去美国可能有办法治，但贵，而且不知道成不成。”
“那就治。”
“拿什么治？”宋佳抬起头，“你的积蓄都快见底了。我这几年没接戏，手里也没多少钱。总不能卖房子，卖了你们团里老同事住哪儿？”
张学津不说话了。过了很久，他说：“那你带着孩子走。我一个人能行。”
“离婚。”宋佳重复道，“离了婚，我带楚楚去美国。你治你的病，我们过我们的日子。两不相欠。”
这话说得很绝情。但张学津听懂了。他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离婚办得很快。宋佳几乎什么都没要，只带了女儿的几件衣服。走的那天，张学津没去机场。他站在剧团排练厅的二楼窗口，看着出租车开出院门。阳光照进来，灰尘在光柱里打转。下面舞台上有年轻演员在练《赵氏孤儿》，唱到“老程婴提笔泪难忍”时，他突然听不下去了。
美国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。宋佳在唐人街餐馆找了份工，每天站十个小时端盘子。楚楚被锁在出租屋里，面前摆着饼干和水。孩子哭，她就打电话回去，让张学津在电话里唱京剧。听着听着，楚楚就不哭了。
有次张学津唱《文昭关》，唱到“一轮明月照窗前”时，突然咳起来。楚楚在电话那头问：“爸爸，你疼吗？”
张学津说：“不疼。爸爸唱戏呢。”
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腹水了。去医院抽水，一次要抽好几斤。但他没跟宋佳说。他在信里写：“团里新排了《春秋笔》，我演王彦丞，还能上高台。”
那是谎话。他早就上不了台了。
宋佳知道他在撒谎。她从同学那里听说，张学津的病越来越重了。有次汇钱回去，她多写了一行字：“要不我回去吧。”
回信很快就来了，是张学津托人代笔的。只有一句话：“不必。楚楚要上学。”
就这样过了八年。楚楚十一岁那年，宋佳的学校终于办起来了。她买了三张机票，带着女儿回国。
再见到张学津时，他坐在轮椅上，瘦得脱了形。楚楚站在门口，不敢认。张学津招招手：“来，让爸爸看看。”
孩子走过去，他伸手想摸她的头，又停住了。手在半空中转了方向，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——是个褪了色的绒布孙悟空，楚楚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。
“还认得吗？”他问。
楚楚哇地一声哭出来。
那次回国，宋佳带着女儿在北京待了半个月。每天她去学校谈合作，楚楚就去医院陪爸爸。张学津精神好的时候，就一句一句教她唱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孩子学得快，几天就能唱下半段。
临走前夜，宋佳一个人去了医院。张学津还没睡，在看老照片。见她来，把相册合上了。
“楚楚睡了？”他问。
“睡了。”宋佳坐下来，“医生说，下次可能要做肝移植。”
“年纪大了，不折腾了。”张学津笑笑，“倒是你，该找个人了。”
宋佳没接话。她从包里拿出个存折，放在床头柜上。“学校赚的第一笔钱。不多，你拿着。”
张学津看也没看：“留给楚楚上学。”
两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。走廊里传来护士查房的脚步声。
“当年......”宋佳开口，又停住了。
“当年你做得对。”张学津接过话，“要是没走，楚楚现在可能也染上了。我也撑不了这么多年。”
他转头看向窗外。北京的夜空难得能看到星星，稀疏地亮着几颗。
“回去吧。”他说，“明天还要赶飞机。”
宋佳站起来，走到门口又回头。张学津朝她挥挥手，动作很轻。
很多年后，在张学津的葬礼上，有记者堵住宋佳问：“当年为什么在那种时候选择离开？”
宋佳看着远处女儿捧着的遗像，看了很久。
“因为那时候，”她说，“留下才是自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