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赫鲁晓夫儿子被判枪决，他为救儿子竟两次向斯大林下跪，尊严尽失，但最终儿子依旧被枪毙，赫鲁晓夫悲痛欲绝，他下定决心要报复斯大林！

处决通知送到赫鲁晓夫手上时，他刚从斯大林那里出来。走廊里没人敢和他对视，他把那张纸折了两折，塞进口袋，照常走进会议室。
会上有人汇报前线战况。他坐在原位，该记录就记录，该举手就举手。散会后，他回到住处，洗了把脸，第二天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。
斯大林见过他一次，只说：“战时军法，不能开口子。”赫鲁晓夫低着头，答：“我明白。”
他明白的不是军法。他明白的是，只要斯大林还活着，他连一句重话都不能说。说了，不但报不了仇，连自己也得搭进去。
从那以后，赫鲁晓夫像换了一个人。他不再在酒桌上高谈阔论，不再跟同僚拉帮结派。斯大林交办的事，他办得比谁都认真。有人以为他垮了，有人以为他认命了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在等。
等斯大林老，等斯大林病，等斯大林死。
有一次，斯大林在会议上点他的名：“赫鲁晓夫，你对我有没有不满？”赫鲁晓夫站起来，说：“没有。”斯大林看了他几秒，让他坐下。他没再说话，可那几秒里，他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这期间，他不是没想过硬碰。可他手里没有兵，没有秘密警察，也没有能跟斯大林抗衡的势力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活下去，留在权力核心里。他越忠诚，别人越不防他；别人越不防他，他越能看清斯大林身边每一个人怎么站队、每一件事怎么决定。
1953年，斯大林病逝。消息传出时，赫鲁晓夫没有流泪，也没有立刻发作。他先做的，是稳住局面。斯大林留下的人还在，旧的规矩还在。谁要是这时候跳出来翻旧账，谁就会先被清掉。
主席团里几个人都盯着最高位置。赫鲁晓夫没有第一个往前站，反而推别人主持局面，自己管书记处。这个位置不显眼，却能决定谁上谁下。
他选择了另一条路。他不提儿子，不提枪决，不提那两次下跪。他只提“集体领导”，只提“恢复秩序”，只提那些年被错判、错杀的人。很多人以为他是为了团结，只有他自己清楚，他要挖的是斯大林这座神像的根。
斯大林时代的老臣们盯着他，任何一句过头的话都可能招来反扑。于是他把话咽回去，把动作放慢。该结盟时结盟，该让步时让步。等到支持他的人一个个进入关键位置，局面才慢慢变了。
1956年，苏共二十大召开。会场里坐满了来自各地的代表，很多人还习惯把斯大林称为“父亲”。赫鲁晓夫走上讲台，作了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。他没有从自己儿子讲起，而是从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、冤案和独断讲起。
会场里有人低头，有人脸色发白。报告结束，斯大林不再是不可触碰的神。赫鲁晓夫没有在台上提一句“为儿子报仇”，但每一个知道他往事的人都明白，这一天他等了十三年。
斯大林的名字从街道、工厂、城市上被取下，画像被撤走，雕像被推倒。1961年，斯大林遗体被迁出列宁墓，改葬到克里姆林宫墙下。迁葬那天，红场上很安静。赫鲁晓夫没有公开露面，只在办公室里听人汇报。
汇报的人走后，有人问他要不要发表讲话。他摆摆手，说：“今天不讲话。”
墙上那幅斯大林画像已经被取走，只剩一面空墙。赫鲁晓夫看了很久，对身边人说：“挂幅地图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