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欢的板书写得非常漂亮，字如其人，不张扬又足够洒脱。他在对外经贸大学给学生们上了20多年的《西方音乐史》，要知道他的主业是老师，却把副业干成了中国流行乐坛天花板。有学生回忆，说刘老师会把考试卷子亲手一张一张地发给同学，上他的课能学到东西并且很开心。

一个能把体育场唱得沸腾的人，转身进教室，拿起粉笔，讲音乐家生活的年代，讲作品如何写成。

这种画面放在今天，多少有点“反差感”。但刘欢自己并不觉得奇怪。

1991年7月，他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，直到2023年9月退休，讲台陪伴了他三十多年。

很多人是先听到他的歌，后来才知道他是老师。1985年，他还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，就在首都高校英语、法语歌曲比赛中崭露头角。

后来，从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《好汉歌》《从头再来》，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《我和你》，他的声音跟不同时代的记忆连在一起。同一个人能唱出豪气、失意后的重整，也能唱出面向世界的温柔，这才是他的本事。

可在教室里，他不愿意让学生把课堂当成一场小型演唱会。

2011年，他因病暂停授课两年后重返讲台，第一堂课就说，希望大家别提“唱一首”的要求。到了这里，他首先是来上课的老师。

那晚教室能坐306人，开课时已经坐满。教室有多媒体设备，他没有使用电脑和幻灯片，而是把章节、关键人名、地名写在黑板上，靠口述把内容串起来。

两个半小时的课里，学生笑了二十多次。让人愿意坐在教室里听音乐史，靠的显然不只是歌手光环。

这门课也并非把一串作曲家名字抄下来，再让学生背年份。

刘欢讲作品，会把当时的社会环境、音乐家的经历一起摆出来，但最后仍要把耳朵交还给学生：音乐到底好在哪里，要自己听。讲故事可以帮人找到入口，真正走进去，还得听见旋律、节奏和声音里的变化。

我觉得这个教学思路很有意思。今天我们谈音乐，太容易先谈榜单、幕后八卦，反而忘了最简单的动作：安静听完一首歌。

刘欢一边讲历史，一边提醒学生别让故事盖过音乐本身。这样的课，即使毕业后忘了某个时期的具体年代，也可能留下认真欣赏一件作品的习惯。

学生为什么愿意来？名气当然会吸引第一次进门的人，但一门课能持续受欢迎，终究要看老师每周讲得怎么样。

2012年，《中国好声音》节目组到学校拍摄时，吉克隽逸和近300名学生一起听他的《西方音乐史》。电视节目很热闹，课程也照常进行，这个细节比“明星老师”四个字更有说服力。

他也从学生那里得到新东西。刘欢谈过，贸大学生思维活跃，有人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研究得很深入，问得让他意外。

对他来说，教音乐史不是一人站在台上给出所有答案；学生提问，也会让老师重新想一遍已经讲熟的内容。把这种互动维持多年，靠的不是一套能反复播放的讲稿。

学校以经贸、外语见长，为什么一门音乐史课值得被记住？我看，恰恰因为学生将来要面对的世界，不会只按专业课的目录展开。

一个学金融的人能听懂和声的变化，一个学外语的人能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，未必会成为音乐家，却能多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
刘欢自己的创作，也能看出这种宽阔。他曾谈到，教音乐史让他听到许多伟大作品，也让他对创作保持敬畏。

写《甄嬛传》的音乐，他不只交出几首歌，还参与后期，反复看片，核对音乐该落在什么位置。把一部作品负责到底，这份认真和备课时的认真是相通的。

对年轻创作者，他也没有停在“加油”两个字。

2014年，他发起和策划《中国好歌曲》并担任导师，希望原创作品有机会被听见。

2019年，他以个人名义捐资参与设立原创音乐公益金。比起不断翻唱熟悉的老歌，他更盼着新的歌、写歌的人能有位置。

这像极了一个老师的本能：自己站在台上，也给后来者腾地方。

他还为对外经贸大学校歌《UIBE之歌》作曲。想想看，一个人的歌可以在奥运开幕式上唱给世界，也可以在校园典礼上由一届又一届学生唱起。前者是聚光灯照亮的瞬间，后者是日复一日的延续。两种声音，都属于刘欢。

9月25日，刘欢在上海病逝，享年63岁。消息传来，人们会想起《好汉歌》的气势，想起《我和你》的旋律；在贸大的毕业生心里，可能还会想起某个晚上写满字的黑板。他生前希望丧事从简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。

我不想把“主业老师、副业歌手”只当成一句好玩的反差梗。舞台让无数人听见他，讲台让一批批年轻人学会怎样去听。一个留下作品的人值得怀念；一个把热爱讲给别人听、还愿意听别人提问的人，同样值得怀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