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2年，看守张学良长达25年的刘乙光终于得到了调任的命令，恢复了“自由”。在离别前张学良亲自与他合影，这让刘乙光非常震惊，因为在这25年的看守过程中，他没少虐待张学良！

饯别宴设在井上温泉的小餐厅里。蒋经国坐在主位，刘乙光挨着他，张学良坐在对面。菜上齐了，没人动筷子。

“乙光兄要走了。”蒋经国先开口，声音不高。

张学良点点头，拿起酒杯。“刘队长，我敬你一杯。”

刘乙光手指碰了碰杯沿，没举起来。

“这二十五年，”张学良放下酒杯，“你是我的仇人，也是我的恩人。”

刘乙光抬眼看他。

“仇，是你管得严，一点情面不讲。”张学良说，“恩，是几次我快没命，你救了我。”

刘乙光嘴角动了动，没说话。

“我知道你家里不宽裕。”张学良从口袋里摸出个信封，推过桌面，“一点心意，给孩子读书用。”

信封很薄。刘乙光盯着看了两秒，推了回去。

“拿着吧。”蒋经国说。

“局里给我的薪水够用。”刘乙光说。

蒋经国看了他一眼，把信封收进自己口袋。“那我来处理。”

饭后，蒋经国先走了。张学良送刘乙光到院里。黄昏的光斜照下来，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“合张影吧。”张学良说。

刘乙光站住了。

赵一荻拿着相机从屋里出来。她摆摆手，示意两人站近些。

刘乙光肩膀绷着，脚像钉在地上。张学良往他身边靠了半步。

“笑一笑。”赵一荻说。

刘乙光嘴角往上扯了扯，很快又平了。快门响了。

三天后，刘乙光收拾好东西。一辆吉普车停在院子外头。他提着箱子出门，没回头。

张学良站在二楼窗前看着。车子开远了，他还站着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赵一荻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张学良转过身，“下盘棋吧。”

棋子落在棋盘上，声音很脆。下了半盘，张学良把棋子一推。

“不下了。”

他走到书桌前坐下，抽出本《明史》，翻开又合上。

刘乙光到了台北，在安全局大楼四楼有了间办公室。桌子比井上温泉的大，窗户对着街。他每天八点进门，下午五点离开。

文件很多。他一份份看，用红笔批注。字写得很用力，纸背都透出印子。

有天下午，秘书送茶进来，看见他对着窗外出神。

“主任？”

刘乙光回过神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茶已经凉了。

1965年春天，他接到退休通知。交接工作花了一周。最后那天，他把办公室钥匙放在桌上，关上门。

家里收到一个信封，里面是嘉奖令和奖金单据。妻子拿着看了半天，抬头问他：“这钱怎么用？”

“存着。”刘乙光说。

他每天还是早起，穿上整齐的中山装，在屋里踱步。后来改成上午读报，下午练字。报纸是旧的，他托人从机关收来的过期刊物。

1982年秋天，他感冒了一场。好了之后，精神不如从前。有天早上，他坐在藤椅里晒太阳，手里拿着张旧报纸。头慢慢低下去，报纸滑到地上。

妻子过来叫他吃午饭，推了推他肩膀。没反应。

葬礼很简单。几个老同事来了，鞠躬，离开。骨灰放在家里，没下葬。

1990年，张学良生日那天，台北来了人。带来一份文件，说管束正式解除。张学良戴上眼镜看了两遍，递给赵一荻。

“收拾东西吧。”他说。

去机场的路上，他一直看着窗外。赵一荻握着他的手。

“刘乙光，”张学良突然说，“不知道还在不在。”

赵一荻没接话。

飞机起飞了。穿过云层时，张学良闭上眼。再睁开时，舷窗外一片湛蓝。

夏威夷的公寓不大，但光线好。每天早晨，赵一荻挽着他散步。走得很慢，遇到邻居点头示意。

2001年10月，张学良住进医院。赵一荻天天陪着。14号下午，监护仪的响声变了节奏。医生进来检查，摇摇头。

赵一荻俯身，在他耳边说了句话。

遗体火化后，骨灰撒进太平洋。游艇开回港口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岸上的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，像散落的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