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，毛主席诞辰85周年时，谭震林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被扣发后，他生气道：“文章可以修改，但基本观点不能动……”
他把那份被退回的稿件放进了公文包里，拎着包出了门。街上的冷风灌进脖子，他紧了紧衣领，朝胡同口走去。
那里停着一辆旧吉普车。车里坐着一位老战友，正摇下车窗抽烟。谭震林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，把公文包搁在腿上。“他们动手删了，说‘历史细节最好模糊处理’。”
老战友把烟掐了，发动车子。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把我记得的东西，变成他们绕不过去的东西。”谭震林说。
车子驶向城西一处安静的院子。
院子里等着另外两个人。四个人围着一张石桌坐下。谭震林从公文包里取出稿件，翻到被红笔划掉的那几段，念了出来。念完后，他看向在座的三人：“五四年春天，杭州刘庄，主席说的这些话，当时我们都在场。我的稿子里写的，是不是事实？”
三个人沉默着。其中一个用食指点了点石桌桌面，点了三下。“是事实。”
另一个说：“我写份材料，把我记得的部分也记下来。”
第三个年纪最大，一直闭着眼，这时睁开说：“东西不能都交出去。交一样，留一样。”
谭震林点点头，从公文包内层取出三张空白信纸，分给他们。三个人就在石桌上写了起来。写完后，各自签名，按了手印。
材料收齐，谭震林仔细叠好，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封口处又让三人各自签了一个缩写。“这个我收着。”他把信封揣进怀里，“明天我去报社，只带其中一份。他们再拦，我就问，要不要请另外三位同志一起来回忆？”
第二天，谭震林直接去了总编室。
总编辑不在，那位副社长接待了他。谭震林没坐，从包里拿出稿件和一份材料复印件，放在桌上。“这是当年在场一位同志写的旁证。要不要看？”
副社长拿起复印件，刚看了两行，手就停了。他抬头，喉结动了动：“这……这位同志还健在？”
“健在。”谭震林说，“而且不止一位。需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和现在的工作单位写下来吗？”
副社长脸色变了。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个短号，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放下听筒。“您稍坐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这一去，去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回来时，副社长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清样，脸上堆着笑。“谭老，您看，这样表述是不是更稳妥？精神都保留了。”
谭震林接过清样，扫了一眼，没说话。他从怀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，从里面抽出三份材料原件，一张一张，平铺在桌上。三份签名，三个手印，清清楚楚。
副社长脸上的笑僵住了。
“稿子，”谭震林看着他，“一个字不改。哪天见报？”
副社长盯着那三份材料，足足看了半分钟，最后吸了口气。“……二十六号。第二版。”
“确定？”
“确定。”
谭震林把材料收回信封，稿件和清样都没拿，转身出了门。
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，报纸准时送来。文章在第二版左下角，被删掉的那些话，一字不少，全在。
下午，家里的电话响了。谭震林接起来，对方只说了一句：“都看见了。”
他回了两个字：“挺好。”
电话挂断后，他走到书桌前，打开锁着的抽屉，取出那个牛皮纸信封，把里面的三份材料拿出来，又看了一遍。然后划燃一根火柴，将三张纸在烟灰缸里点着了。
火苗腾起，纸页卷曲、变黑，最后化作一小撮灰烬。
他端起烟灰缸，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户，将灰烬倒进了窗外的风里。碎片随风散开，转眼就看不见了。
做完这些，他泡了杯茶，坐回藤椅里，把登着文章的报纸又仔细看了一遍。看完，他将报纸对折，起身放进了书架最上层的一个旧皮箱里。
锁好皮箱钥匙，他抬头看了看钟，像往常一样，转身进了厨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