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份有英国-爱尔兰之旅，读书不多。 月初把黄悦《品街录》读了，作者以女性独特的观察，用感性而多彩的笔，从历史、文化和生活的角度，记录下了行走在欧洲、北美、南美、日韩、印度、东南亚及北京、上海、香港等25条著名街道上的遐想与感悟。这次英爱之旅，伦敦的牛津街、爱丁堡的王子大道，正是我走过的街道，因此也会特别用心地去“品”。在北京-伦敦往返的航班上，把英国作家弗吉尼亚•伍尔夫（Virginia Woolf）《存在的瞬间：弗吉尼亚•伍尔夫回忆录》读完了，全书包括“往事如烟”、“过去的素描”和“回忆录俱乐部讲稿”三个部分，其中有的未完成，有的则写于她生命的最后时期。阅读此书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写作小说、评论不同的作者：她的世界不仅由阅读、写作和思考构成，还由血缘、经历、人际关系与日常生活构成；她的生活与回忆的具体鲜明，感受与体验的细致入微，都显示出伍尔夫不是那种精读典籍、无心生活、一味从书本中汲取创作源泉的“书呆子型”的作家，而是一个热爱生活并勇于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的真实的人。特别是在“回忆录俱乐部讲稿”部分，伍尔夫剖析自己对人、对事的看法，暴露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及其与异性的交往关系，这些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，因此更显出她的率真，也显出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和珍贵性。止庵曾评论说：“一个作家，要活得仔细才能写得准确，活得认真才能写得深刻。”的确如此。唯一遗憾的是，这次在伦敦没能去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伍尔夫的旧居，那儿的花园里立有她的半身塑像，本应去探望。读了美国思想文化史家布鲁斯•马兹利什（Bruce Mazlish）《文明及其内涵》，该书对“文明”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，揭示了文明的复杂性和多面性。“文明”的概念起源于18世纪，19世纪演变为具有排他主义、殖民色彩的意识形态，20世纪初被日本、中国等国挪用，用以推广欧洲的文明标准。作者指出，“文明”似一把标尺，人们常常用来衡量世界，不同地域的种群或民族被置于不同的“文明阶梯”之上，比如从农耕文明到海洋文明，就是这把标尺显示的从低到高的刻度；然而，“文明”又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或进化状态，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、一种武力裁决的霸权，它起源于欧洲中心论的优越意识，西方社会试图用这个美丽的说辞来修饰自己的独特性，以区别于外在的、被视为落后的“野蛮人”。时至今日，我们早已习惯了“文明”的这种工具价值，自觉不自觉地视文明为一把标尺、一类进化、一种状态，凡转型之后的民族国家，都无不习惯性地给自己贴上“文明”的标签。其实，这个词的运用已经泛化，全球的地域性差异应当称之为“文化”才是。与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相关，读了土尔其作家、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•帕慕克（Orhan Pamuk）的小说《白色城堡》，它讲述了一个东西方“相遇”的传奇故事：一名被俘虏的威尼斯学者与土耳其人霍加在伊斯坦布尔相遇，两人居然外貌神似。长时期的相处，使他们由最初的互相排斥、敌对，到逐渐相交、相知，再到融为一体，两人不仅交换了两个不同世界的知识，还互调身份以及各自的生命经历：霍加变为威尼斯人消失在大雾之中，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下来继续霍加原来的生活，他们在各自环境中都能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。面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，帕慕克的主张是“文化整合”。这一主张在小说中集中体现为“双重身份”的主题：是东方人，同时也是西方人；而不论身份是东方还是西方，都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幻像，在人格层面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。解决东西方冲突的根本途径，就是对“双重身份”的认同与整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