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2月6日，南京市公安局27岁文化干事吴崇民被紧急传唤，副局长陈乐村交给他一项任务：追查一名化名为“刘时侠”的军统叛徒。

接到任务的时候，吴崇民手里只有薄薄几页泛黄的敌档，连对方的真实姓名、具体相貌都没有准确记录。档案里只写着，一九四八年深冬，这个代号刘时侠的人出卖了中共华中第三工委的完整人员名单，十二名地下工作者随即被捕，徐楚光、周镐等主要负责人先后在雨花台英勇就义。这桩案子压了近八年，解放后清理敌伪档案时才重新浮出水面，没人清楚这个叛徒战后去了哪里，是不是还活在人世。陈乐村拍着吴崇民的肩膀说，根据线索这个人祖籍江西宜春，解放后大概率躲回了老家隐姓埋名，你做事细致，又有文化，这次去宜春务必把人挖出来，给牺牲的同志一个交代。

吴崇民当天就收拾好材料动身，坐了两天火车又转长途汽车，一路颠簸赶到宜春的时候，浑身骨头都快散了架。当地公安干警配合他展开排查，把全县所有年龄在四十岁上下、解放前有过南京旅居史、曾在国民党系统任职或者打过交道的人全部筛了一遍，前后圈出七个可疑对象。排在第三位的名叫刘贤端，解放前在南京待了整整六年，没人能说清他当时具体做什么营生，一九四九年底突然回到老家，之后一直在县城开小饭馆，生意做得安稳，街坊邻里都评价他为人随和，是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。

吴崇民没有直接上门接触，他怕打草惊蛇。他换了一身普通的布衫，装作走南闯北的过路客商，特意选在饭点走进了刘贤端的饭馆。店里客人不算多，刘贤端自己站在柜台后拨算盘，抬头招呼客人的时候语气热络，看起来和寻常小店老板没有任何区别。吴崇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低头吃饭的间隙，余光不停打量对方的脸型、眉眼，和档案里仅存的模糊体貌描述逐一对应。刘贤端右手拨算盘的时候，无名指会不自觉微微弯曲，这个细微特征和敌档里的记录完全吻合。吴崇民心里有了底，结账的时候又特意和对方搭了几句话，听他口音里还带着淡淡的南京腔调，心里的判断又笃定了几分。

他当天就向南京市局发了电报申请支援，同时和当地公安商量布控方案。怕夜长梦多让对方察觉逃窜，他们没等全部增援抵达，就把行动时间定在了二月二十八日深夜。那天夜里天阴沉沉的，行动组的人围住饭馆的前后门，吴崇民第一个冲进去的时候，刘贤端正坐在桌边清点当天的营业款。看见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，他手里的纸币直接掉在了桌面上，脸色瞬间煞白，连一句抵赖的话都没能说出口。

连夜押解回南京的路上，刘贤端一直缩在座位上，全程低着头不肯说话。直到审讯室里摆出当年的敌档原件，摆上十二位牺牲同志的姓名名册，他的心理防线才彻底崩溃。他交代自己的真名就是刘贤端，当年在南京漂泊，日子过得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听说军统那边待遇优厚，每月能领一石大米，就主动找上门投靠。他想方设法混进第三工委的外围机构，偷到了完整的人员名单，转头就交给了军统。他知道自己干的是灭良心的事，解放前夕就卷着积攒的钱财逃回了老家，改名换姓做起小生意，以为时间久了，这件事就会彻底埋进历史里。他说这些年没有一晚睡得踏实，总梦见那些被他害死的人，可真等到被抓的这天，心里反倒落了地。

审讯过程中他数次痛哭，说当年是穷怕了一时糊涂，对不起那些死在他手里的同志。可再多的忏悔也换不回十二条鲜活的生命。当年徐楚光等人在雨花台就义时，连完整的后事都没能料理，而他靠着出卖同志换来的钱财，安安稳稳过了八年舒心日子。

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，刘贤端因背叛革命、出卖同志被判处死刑，在雨花台执行枪决。他当年亲手把同志们送向刑场的地方，最终也成了他自己的人生终点。压在南京公安心头整整八年的悬案，终于尘埃落定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建国初期有无数像吴崇民这样的公安干警，凭着残缺不全的线索，踏遍天南地北，只为给当年隐蔽战线上牺牲的烈士讨回公道。隐蔽战线的很多牺牲鲜为人知，可正义从不会被时间冲淡。那些为了一己私利出卖信仰、残害同胞的人，哪怕藏得再深，躲得再久，终究逃不过历史的清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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