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，傅作义被日军打到只剩7000残兵，蒋介石都放弃了，他却反手偷袭五原，击毙日军中将，一战扭转西北战局。

三月，黄河开始解冻，冰凌涌动，河面不适合船只通行，沿岸道路也会因为融雪变成泥地。汽车和坦克看起来威力不小，可一旦陷进翻浆道路，速度、火力和运输能力都会明显下降。
 
傅作义判断，日军以为第35军已经被打残，不会主动出击，正是戒备最松的时候。日军在五原城内举行庆功活动，外界也不断传出傅作义部队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。
 
这是不是一个机会？
 
傅作义决定反过来打五原，而且不是普通的试探性进攻，而是直接攻击日军在绥西的核心据点。他把这套打法概括成掏心战术，先打五原，再切断援军，逼日军从主动进攻转入仓促救援。
 
兵力不够怎么办？那就把还能作战的人全部重新编组。
 
安春山负责带93团主攻。这个团此前损失严重，他从各处抽调人员，重新凑出约800名精兵。董其武率101师控制乌加河，任务是炸桥、堵援兵。袁庆荣带新32师攻击五原旧城，几支部队各有目标，互相配合。
 
3月20日深夜，行动开始。
 
夜风很大，反而替突击部队遮住了脚步声。93团从五原城南门附近摸入，先解决哨兵，随后快速向城内推进。日军从睡梦中惊醒时，中国军队已经打进了城。
 
真正难啃的地方，是平市官钱局附近的日军指挥部。这里火力集中，突击队连续几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。孙英年连长随后调来山炮，改用近距离平射，11发炮弹砸进院落，两个院子被轰开，部队趁机冲入，俘虏20多人。
 
旧城方向同样惨烈。袁庆荣大腿根部中弹，仍然坐在阵地上指挥，部队打到最后，一个营只剩7名士兵，还在继续抵抗。
 
五原城里的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。日军想从包头方向调兵救援，却撞上了董其武提前布置的阻击线。
 
开战前，101师炸掉乌加河上的三座桥。包头日军赶到南岸后，发现车辆和部队无法正常过河，只能仓促架设浮桥和组织渡河。101师压在河岸上射击，日军只要露头，就会遭到拦截。
 
傅作义打电话询问情况，董其武只回了一句话，他那里守得住，一个日军也过不来。
 
3月22日晚，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试图从旧城向东突围。游击区第一连连长张汉三提前判断了逃跑路线，在二骡沟设伏，经过数小时交战，突围部队被击溃。
 
战后，现场遗物和肩章等信息让第35军认定，水川伊夫已经被击毙。如果这一说法成立，那么他就是继阿部规秀之后，抗战期间被中国军队击毙的第二名日本中将。
 
但水川伊夫的结局一直存在争议。有学者考证认为，他后来回到日本，1941年还担任过冲绳县那霸市警察厅治安部次长。双方说法至今没有完全统一，战场回忆、遗物判断和后续身份记录之间，留下了一道难以彻底确认的疑问。
 
这个争议不能简单抹掉，也不能影响已经确定的战果。五原城确实被第35军攻下，日伪军遭到重创，日军被赶出绥远西部。五原战役中，日伪军被歼灭4600多人，俘虏1800多人，中国军队也有679名将士牺牲。
 
傅作义为什么敢在这种情况下反攻？

关键不只是胆量，而是他看到了日军的弱点。日军擅长依靠车辆、火炮和快速调动展开作战，可在黄河开河、道路泥泞、桥梁被毁的情况下，这套优势很难全部发挥出来。傅作义没有和日军拼正面消耗，而是挑天气、挑地点，也挑对方最松懈的时刻出手。

抗战中，类似的胜负变化并不少见。1937年的平型关战斗，中国军队依靠山地伏击，打击日军运输和行军队伍，说明装备差距不等于战术必然失败。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，守军也是抓住日军深入、兵力分散的机会，完成局部反击。

但五原战役有自己的特殊性。平型关依靠的是山地伏击，台儿庄依靠的是城市防御和兵力调集，五原则是在部队只剩7000多人、多人负伤的情况下，主动攻击一个已经占据优势的对手。
 
傅作义此前就有守城硬仗的经历。1927年，他率不足万人坚守涿州三个月，弹尽粮绝时甚至靠吃皮带充饥，也没有轻易投降。保定军校出身的他，没有黄埔军校的背景，却长期和部队一起生活，穿粗布军装，吃杂粮窝头，这种作风让他在关键时刻能压住部队的慌乱。
 
当然，五原的胜利不能只归结为一个人的决定。安春山、董其武、袁庆荣以及许多基层官兵，都在各自阵地上扛住了最危险的部分。没有突击队拿下城门，没有阻击部队堵住乌加河，没有伤员和普通士兵顶住旧城，傅作义的判断也不可能变成战果。
 
真正关键的不是一句不撤，而是撤退命令下达后，他仍然能找到可以进攻的条件，能把残部重新组织起来，更能让每支部队知道自己要完成什么。
 
五原大捷打掉了日军继续向西推进的信心，也让日军在绥远西部的攻势受到限制。此后，日军很难再对这一地区发动同等规模的进攻。
 
七千残兵没有靠奇迹取胜，他们靠的是地形、天气、夜袭和阻击，把一场看似没有胜算的战斗拆成几个能够完成的小目标。水川伊夫究竟死于二骡沟，仍有争议，但五原城被拿下，日军被赶走，这些结果已经无法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