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，周总理在西花厅会见了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，对方开口第一句话，就是哀求：“总理，我女婿不是汉奸，他也是共产党！”
 
这句话背后，压着陈洁如一家多年的担忧。陆久之曾在日伪机构任职，后来又当过国民党将领身边的少将参议，表面身份一变再变，真实任务却长期不能公开。结果到了1955年，这些经历没有成为功劳，反而成了审查材料。
 
陆久之1902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官僚家庭，年轻时留学日本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战爆发后，上海沦陷，他奉命进入汪伪控制的《申报》社，担任资料室主任等职务。
 
在那段时间里，陆久之利用职务和关系搜集日伪军事、经济方面的情报，再设法传递给延安和重庆方面。据称，他还曾利用手里的便利开具通行证，帮助地下人员和物资通过封锁线。
 
这种工作有一个难处，做得越深，知道内情的人反而越少。公开场合不能表功，身边人不能解释，任务结束后也未必能马上留下完整证明。陆久之后来面对的困境，正是隐蔽战线常见的风险。
 
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的李白，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另一种情况。他在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工作，长期隐藏身份，公开生活与真实任务之间几乎没有交集。李白的事迹最终进入公众记忆，陆久之却因为后续经历复杂，长期背着另一种评价。
 
抗战后期，陆久之仍在敌伪系统中活动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又成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身边的少将参议，并接受任务，尝试策反汤恩伯。
 
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，陆久之多次与汤恩伯密谈，起义一度接近达成。事情到了关键时刻，蒋介石亲自赶到上海督战，汤恩伯的态度随之改变，策反最终没有成功。陆久之只能撤离，后来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工作。
 
1955年，陆久之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，之后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，开除公职，送往农场劳动改造。他的妻子陈瑶光和几个孩子也受到牵连，家庭生活陷入困境。
 
陈瑶光是陈洁如的养女。1921年，陈洁如与当时还没有发迹的蒋介石结合，婚后因不能生育，夫妻二人抱养了一个女婴，取名蒋瑶光，后来改名陈瑶光。
 
1927年，蒋介石准备迎娶宋美龄，陈洁如被安排前往美国留学。她在那里生活了五年，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，回国后又带着养女辗转上海和香港。身份特殊，生活漂泊，这让她后来面对女婿的遭遇时更加谨慎。
 
陈洁如远在香港，知道陆久之被审查后十分着急。她明白，自己是蒋介石前妻，这层身份既可能帮助她见到重要人物，也可能让她的一举一动更加敏感。她不敢轻易联系大陆，直到1961年，周恩来托人带话，欢迎她回大陆看看，并保证她的安全。
 
她这才下定决心北上。对陈洁如来说，这次回大陆不只是探亲，更像是替女婿寻找一条能够说清楚的路。于是，西花厅里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
 
周恩来没有当场用几句话结束这件事，而是让秘书记下陆久之的姓名和经历，随后表示，工作中有时会伤及隐蔽战线同志，只要确实为党做过工作，组织就会查清楚，不会冤枉好人。
 
调查材料显示，陆久之抗战时期确实受党组织派遣，进入汪伪机构执行任务，解放战争时期也参与过策反汤恩伯等工作。经过复核，他恢复名誉，被安排到上海市文史馆工作，后来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。
 
直到1985年，陆久之的党籍正式恢复，党龄从1926年算起。这个时间跨度很长，也说明隐蔽战线人员的身份认定，有时并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完成，需要档案、证人和历史事实相互印证。
 
上海地下工作中，还有沈安娜这样的例子。她长期以国民党机关速记员身份工作，利用接触会议材料的机会传递情报，直到多年以后，真实经历才逐渐为人所知。身份公开时，人们才能理解，她过去那些看似普通甚至容易引起误会的工作，原来承担着完全不同的任务。
 
不过，隐蔽身份也不能自动等同于功劳。后来许多案件的复查，都要看具体任务、组织关系、联络记录和相关证言，不能只凭当事人的一句说明。陆久之最终得到改正，关键就在于他的经历能够被多方面材料互相印证。
 
陈洁如在西花厅住了几天，周恩来和邓颖超曾与她吃过两次便饭。几个人谈起上海旧事，也谈她在香港的生活。和刚到北京时相比，离开时的陈洁如少了焦急，多了一些释然。
 
她于1971年在香港病逝，始终牵挂着养女一家。陆久之后来活到百余岁，2008年在上海去世，晚年谈起周恩来，仍对那次会见记忆深刻。
 
这段往事真正值得记住的，不只是陈洁如那句急切的辩白，也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后来得到恢复，更是一个现实问题，潜伏者在敌人身边工作时，必须隐藏自己，等到需要证明清白时，又必须拿出足够证据。
 
如果没有复查，曾经的掩护身份可能变成一生的污点。如果没有老同志作证，那些不能公开的任务，也可能永远沉在历史档案里。1961年西花厅的这次会面，改变的正是陆久之一家的命运，也让这段长期说不清的经历，终于有了重新核对的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