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2年，21岁的知青李文忠救起一名11岁的落水女孩。谁知，女孩得救后，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“长大后，我就给你当媳妇……”

李文忠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他抹了把脸上的水，说：“小丫头，赶紧回家换衣裳，别着凉。”女孩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头上，眼睛很亮，用力点了点头，转身跑了。

这事李文忠没往心里去。乡下孩子单纯，把感激当成了不得的承诺，过几天就忘了。他照常出工，锄地、挑粪、收割，手掌的茧厚了一层又一层。晚上在煤油灯下看旧课本，纸页翻得起了毛边。村里人夸他踏实，他笑笑，心里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城。

偶尔在村里遇见那女孩，她总是隔着老远就站住，小声喊一句“李哥哥”，然后飞快地跑开。李文忠冲她点点头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女孩叫周晓兰，家里排行老三，村里人都叫她兰子。

两年后的秋天，返城的通知下来了。李文忠收拾行李，一个帆布包就装完了全部家当。走的那天，不少村民来送。他在人群里看见周晓兰，她躲在母亲身后，只露出半张脸。他朝那个方向挥了挥手，转身上了拖拉机。

回城，考学，毕业，留校。日子像翻书一样，一页页过去。李文忠成了李老师，戴起了眼镜，说话不急不缓。有人介绍对象，他见过几个，总觉着缺了点什么，也就不了了之。夜深备课的时候，他会忽然想起乡下那片河滩，水很凉，孩子的胳膊又细又软。

1982年秋天，美术系办师生画展。李文忠一幅幅看过去，在一幅水彩画前停住了。画的是条河，岸边长着歪脖子柳树，阳光碎在河面上。笔法还稚嫩，但那股子透亮劲儿很抓人。

“李老师。”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李文忠回头，看见个穿蓝布裙子的女学生，齐耳短发，手里拿着本画夹。他觉着眼熟，一时又想不起。

“我是周晓兰。”她说。

名字像把钥匙，咔嚓一声打开了记忆。李文忠仔细看她眉眼，终于和那个湿漉漉的小丫头重合起来。“长这么大了。”他话说出口，才觉着像句废话。

“我考来两年了。”周晓兰说，“在美术系。”

“怎么不早来找我？”

“想等自己能画得像样点再说。”她顿了顿，“那幅河，就是我第一次见您的地方。”

两人沿着走廊慢慢走。窗外的梧桐叶子半黄半绿。周晓兰说，她每天五点起床练画，素描纸用了不下千张。李文忠问起她家里，她说大哥顶了父亲的职，二姐嫁到邻村，自己复读了一年才考上。

“挺不容易。”李文忠说。

“应了的话，总得做到。”周晓兰声音不高。

李文忠脚步顿了顿。他想起十年前的河边，孩子稚气的声音。原来那不是玩笑。

之后周晓兰常来请教问题，有时带两张新画，有时只是站着说几句话。李文忠发现她看颜料的眼神，和自己当年翻旧课本时一模一样。他开始留意美术系的展览，在获奖名单里找她的名字。

流言像春天的柳絮，不知不觉就飘满了校园。有同事旁敲侧击地问，李文忠泡茶，递过去一杯：“就是师生，多指导些。”话说得平静，心里却有了波纹。

一次下课，周晓兰在办公室门口等他。夕阳把走廊拉得很长。“李老师，”她说，“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麻烦什么。”李文忠锁上门，“走吧，请你吃食堂新出的葱油饼。”

他们沿着林荫道走，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。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响过去。“我还有一年毕业。”周晓兰忽然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毕业了就不是学生了。”

李文忠听懂了。他停下脚步，看她被夕阳镀了层金边的侧脸。“好好把最后一年念完，”他说，“画展拿个奖。”

周晓兰转过脸，眼睛很亮，像十年前从水里被捞起来时一样。“好。”她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