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，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俘，可他很快就投降了，不久，他给上级寄了一封信：“日军争取我投降，我无法逃脱，只能将计就计！”
 
1944年的浙东根据地，缺的不是一样东西，而是样样都紧张，弹药不够，药品不够，连日常给养都难以维持。何克希把一个看似简单、实际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周迪道，想办法筹集800万元。
 
周迪道没有留在根据地里等机会，而是进入了敌占区。可钱还没筹到，他先被熟人认出，随后遭到告密和逮捕。这个出卖他的人，曾经和他有过纠葛，后来当上了伪乡长。
 
当时，周迪道有两个身份，他是新四军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主任，也是浙东地区的情报员。日军只知道他属于新四军，却不知道他的真实职务，这并没有让审讯变得轻松，酷刑很快摆到了面前。
 
被捕以后，周迪道面前只有两条路吗？表面看是坚持不屈，或者彻底投降，实际上，他想到的第三条路更危险，也更考验判断。
 
他很快意识到，自己原本就是为了接近日伪、筹集经费才进入敌占区。如果日军相信他已经屈服，他能不能借这个身份进入敌人内部？能不能把一次被捕，变成一次接近敌人的机会？
 
这个想法不能只靠自己决定。假装投降和真正投降，表面只差几个字，实际却是生死之隔。一旦组织不知道情况，周迪道的行动可能被当成叛变，也可能把其他同志带入危险。
 
于是，他设法通过地下交通员，把一封信送到浙东区党委。信中说明，日军正在争取他投降，自己暂时无法脱身，不如将计就计，打进敌人内部。如果组织不同意，他就不会投降，宁可和敌人拼到底。
 
这封信后来送到了谭启龙手中。谭启龙当时担任浙东区党委书记、浙东游击纵队政委，他和何克希、敌工部长丁公量商量后，认可了这个计划，并安排人员配合。
 
1944年5月，敌后出现了一个特殊小组，代号400小组。周迪道的代号是401，组织又陆续派来多名地下党员，配合他在日伪内部活动。
 
但要骗过日军，光说自己投降远远不够。一个真正的投降分子，往往要在生活方式、言谈举止和交往圈子上都出现变化。周迪道开始故意往赌场和风月场所跑，装成贪图享乐、已经腐化堕落的人。
 
日军看到的，是一个被新四军抛弃、又急着向敌人邀功的人。这样的形象越明显，日军越容易放松戒心。谁会想到，一个看上去只想享受的人，正在日伪内部重新搭建情报网络？
 
周迪道还故意向日军提供一些同志的名单。难道他真的在出卖战友？实际上，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暴露的同志，而是组织安排进入400小组的地下党员。
 
表面上，周迪道把人送进了日军控制范围，像是在帮助敌人抓捕新四军。实际上，这些地下党员借机进入敌人内部，反过来传递情报、配合行动。
 
情报怎么送，也是一门生死攸关的技术。送得太假，日军很快就会怀疑，送得太准，又可能让同志遭受损失。周迪道采用了一个很有分寸的办法，提供真实存在、但已经晚了一步的消息。
 
比如，新四军确实要开会，地点也确实是真地点，可等日军赶到时，人员早已完成转移。日军没有马上判断周迪道撒谎，反而可能认为新四军行动太快，或者认为内部消息出现了延误。
 
这种情报不能只靠胆量，还要计算时间、路程、人员和敌人的反应。慢半拍，才有机会既保住同志，又维持自己的身份。敌人需要看到真实线索，组织则必须提前完成转移，这中间的差距，不能大，也不能小。
 
400小组的任务也逐渐超出了筹款范围。周迪道设计除掉了叛徒李平，还多次帮助新四军转运炸药、药品等被日伪严密控制的物资。原本是为了筹集800万元，后来却发展成一支兼顾策反、反间谍、物资运输和情报破坏的力量。
 
从1944年夏天到1945年8月，400小组策反了60多名日本宪兵密探，争取了12名日军人员，还活捉了一名日军少佐顾问。这里面未必每一次都是惊天动地的行动，更多时候是反复接触、不断试探，在赌场、街巷、据点和电台之间慢慢建立信任。
 
日本投降后，周迪道没有一个人回到根据地。他带回了一支发展到70多人的400小组、2部电台，还有大批军需物资。后来，这支队伍被编入浙东游击纵队别动总队，周迪道担任总队长。
 
不过，周迪道的经历不能简单理解成被俘后投降都能成为潜伏。真正让这个计划成立的，有几个条件缺一不可，及时送出的信，组织的明确批准，地下党员的配合，还有稳定的交通和通信系统。
 
如果没有这些配合，个人擅自投降，很可能真的变成投降，甚至牵连更多同志。
 
从筹集800万元，到带回70多人的队伍和2部电台，周迪道完成的已经不只是一次脱险。被捕以后，他没有被敌人的审讯节奏牵着走，而是重新判断自己的位置，把敌人以为的软弱，变成了接近敌人的通行证。
 
假投降最难的地方是什么？不是把敌人骗过去，而是既要骗过敌人，又要让组织知道自己没有变。周迪道的这段经历，说明敌后战场并不只有正面冲锋，有时还要先藏进敌人的判断里，再从内部打开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