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赫鲁晓夫儿子被判枪决，他为救儿子竟两次向斯大林下跪，尊严尽失，但最终儿子依旧被枪毙，赫鲁晓夫悲痛欲绝，他下定决心要报复斯大林！
赫鲁晓夫跪在斯大林办公室厚地毯上的膝盖已经麻木。第二次了，他把额头抵在斯大林僵硬的靴面上，声音嘶哑：“我可以交出一切，乌克兰的职务，莫斯科的位置，只求你留下他的命。”斯大林抽回脚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：“法律是钢铁，不是面团。你自己签的字，忘了？”
会后第三天，通知送到赫鲁晓夫手中：列昂尼德已被执行枪决。他把那张纸对折，再对折，直到折成指甲盖大小，塞进上衣口袋。从那天起，他不再参加晚上的酒会，不再讲笑话。政治局会议上，他只是听，偶尔在本子上记两笔。
他申请调阅儿子案件的卷宗。档案员递来薄薄一叠文件，他一眼认出那份处决建议书上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签名紧挨在一起。他合上卷宗，问档案员：“原始审讯记录在哪里？”档案员摇头说找不到了。赫鲁晓夫点点头，没再追问。
1949年，乌克兰需要一名负责人推进肃反。赫鲁晓夫主动请缨。同僚以为他是想远离莫斯科是非，只有他知道，基辅档案馆里锁着什么。在那里，他找到了三份斯大林亲笔批准的处决名单，以及一系列贝利亚指挥的内务部行动报告。他没有复印，只是用那本随身的小册子，记下编号、日期和关键人名。
回到莫斯科后，他更安静了。贝利亚曾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老赫，你现在像个修道士。”赫鲁晓夫笑了笑，没接话。他继续记录：某次斯大林在宴会上对某位将军的嘲讽，某次计划会上马林科夫提出的不切实际的指标，某次贝利亚酒后透露的人员调动。每一条后面，他都用铅笔轻轻画一个三角。
1953年3月，斯大林病危的消息传来时，赫鲁晓夫正在家中修剪一盆天竺葵。他放下剪刀，洗了手，从书架后取出那本已经磨毛边的小册子。他数了数，关于贝利亚的三角标记，有十七个。
斯大林逝世后，权力格局短暂震荡。赫鲁晓夫没有急于表态，而是先去见了朱可夫。他没有带小册子，只说了两句话：“贝利亚接下来会清洗军队。”“你我都是名单上的人。”朱可夫看着他，问了第三个问题：“你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七月的一次主席团会议，议题是贝利亚提出的一项内务部扩权方案。赫鲁晓夫突然发言：“在讨论这个之前，我们是否该先审查一下，内务部这些年到底做了多少正确的事？”他第一次当众拿出了那本小册子，念了其中几条记录。会场瞬间死寂。贝利亚猛地站起来，脸色铁青：“你这是诬陷！”
赫鲁晓夫平静地看着他：“1950年3月12日，你对我儿子列昂尼德的所谓‘审讯’，是在哪里进行的？签字的那位侦查员，现在又在什么地方？”贝利亚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赫鲁晓夫转向其他人：“今天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明天在座的各位，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列昂尼德。”
抓捕行动在会议结束后迅速执行。贝利亚被带走时，回头冲赫鲁晓夫吼道：“你会后悔的！”赫鲁晓夫站在原地，直到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。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成小块的、当年的处决通知，轻轻撕碎，扔进了废纸篓。
几个月后，在讨论贝利亚命运的会议上，赫鲁晓夫投下了赞成判处死刑的一票。散会后，他没有回家，而是让司机把车开到郊外。他站在一片白桦林边，远处是灰蒙蒙的天空。站了大约十分钟，他转身对司机说：“走吧。”
车里，他摸了摸上衣口袋，那里已经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