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在海南给一个神秘的小官写诗，赞美他为“海国奇士”，这几乎是北宋唯一被记录的海南岛官员。

苏轼晚年谪居儋州，以“海国此奇士”一语，赠予一位几乎被史书遗忘的底层武官——昌化军军使张中。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儋州“宦绩”名录中，张中是唯一被记载之人，而这记载之所以存在，恰恰不是因为他的政绩，而是因为两位贬官之间那段不合时宜的交情。

张中这个人，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“小人物”。河南开封人，熙宁三年进士，早年任象山县尉时因与高丽使者以诗相赠，被朝廷以“小官不当外交使客”弹劾免职。

他“少诵十三篇”，学的是孙子兵法，“颇能口击贼，戈戟亦森然”，胸中自有韬略，却“功名叹无缘”，被发配到“非人所居”的儋州担任军使。张中的“奇”，首先在于一种清醒的择善固执。当章惇把持朝政、苏轼门生故旧几乎无人不遭殃时，张中完全可以对这个“有罪之臣”视而不见。但他偏不。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借整修伦江驿的名义，派兵修补苏轼父子暂住的官舍，让东坡结束了“如今破茅屋，一夕或三迁”的狼狈。随后，他“卯酒无虚日，夜棋有达晨”，几乎日日陪伴苏轼饮酒对弈；又邀集黎子云、符林等当地逸士与苏轼相识，在黎家旧宅涧上建起“载酒堂”，成为东坡在儋州最重要的精神栖居之所。他甚至因为这件事被弹劾罢官，却无怨无悔，临别前仍多次到桄榔庵道别。

张中的人格力量，不在于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在于他在一个极其势利的时代里，做了一个极其朴素的选择：不因一个人的政治身份而决定自己的态度，不因风险的大小而调整自己的善意。

苏轼在诗中劝他“空吟清诗送，不救归装贫”，既是感慨，也是敬重。一个清廉到连回家的盘缠都不够的人，却为一个毫无利益可图的人赔上了自己的仕途。这种关系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知遇之恩，它是人世间最稀缺的一种质素——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作为“人”本身的尊重与珍视。张中不会料到，自己会因为这段交情被后人记住，但历史恰恰以这种方式，给了那些“功名无缘”的人一个迟来的公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