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10月14日，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，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，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。
赫鲁晓夫没有离开克里姆林宫。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警卫还守在门口，但眼神已经不同。他用内部电话叫秘书，铃响了七声，无人接听。
下午的中央全会只是程序。会议大厅里，只有寥寥几人发言，内容都是“感谢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的贡献”和“尊重本人的意愿”。表决时，森林般的手臂举起来。赫鲁晓夫坐在角落的旁听席，数了数，三百二十一只手。
散会后，他的专车还在。司机帮他拉开车门，低声说去哪儿。他说去城外的别墅。
车开出大门时，他看到卫兵换了岗，新来的士兵不认识他的车牌，拦下来检查了证件。司机骂了一句，他没说话。
别墅里一切照旧。厨师端上他爱喝的鱼汤，妻子在织毛衣，孙子们在院子里玩。他走到书房，摊开纸笔，开始写第一行字：“关于玉米……”
写到这里他停下了。他想起波德戈尔内敲桌子的手指。
电话在晚上九点响起。是勃列日涅夫本人打来的，声音温和：“尼基塔，回忆录可以写，但出版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审查。这是为了党的利益。”
赫鲁晓夫握着听筒，问：“我的警卫和专车呢？”
“警卫会保留，专车……考虑到你已经退休，用吉姆轿车可能不太合适。给你换一辆伏尔加，油票照发。”
他沉默了几秒，说好。
第二天，伏尔加轿车来了。司机是个年轻人，不怎么说话。赫鲁晓夫坐进去，发现座椅比他习惯的硬，车窗摇下来有点费劲。他说去莫斯科市区转转。
车子经过红场，经过农业展览馆，那里还立着他倡导修建的玉米模型，镀金的穗子在十月的阳光下有点褪色。他让司机停车，自己走到模型前。
两个工人正在搭脚手架，其中一个看见他，愣了一下，手里的扳手掉在地上，咣当一声。
“要拆了吗？”赫鲁晓夫问。
工人点点头，没敢说话。
赫鲁晓夫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到车上。他对司机说：“去新圣母公墓。”
车子开不动。前方道路戒严，交警挥手让绕行。司机打听了一下，回来说：“有外宾车队经过，好像是来谈小麦进口合同的。”
赫鲁晓夫摇上车窗，靠在座椅上。他闭上眼睛，听见车流从旁边驶过的声音。
回到家，他继续写回忆录。写到1956年秘密报告那一章时，他停下笔，走到院子里。孙子跑过来抱住他的腿，问爷爷在看什么。他说看云。
“云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“云会下雨，”他说，“雨能让玉米长起来。”
孙子听不懂，跑开了。
十一月初，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，审查委员会的人来了。三个人，穿着深色大衣，彬彬有礼。他们带走了已经写完的十二章手稿，说一周后返还。
一周后，手稿还回来了。其中九章被标红，要求重写或删除，包括关于斯大林、关于玉米运动、关于导弹危机的部分。委员会负责人说：“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，我们不是要抹杀历史，是要呈现更完整、更稳妥的历史。”
赫鲁晓夫把稿纸收进抽屉，没再拿出来。
第二年春天，别墅周围的白桦树发出新芽。他散步时发现，警卫哨位往外挪了五十米，花园边缘拉了一道不显眼的铁丝网。他问警卫队长怎么回事，队长说是为了安全。
他点点头，没再追问。
散步回来，他听见妻子在厨房里压低声音打电话，似乎是打给女儿，问有没有办法弄到更便宜的黄油和面粉。他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，转身去了书房。
他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一本旧相册，里面有一张1959年访问美国的照片，他和尼克松站在一片玉米田前，两人都在笑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把照片取出来，夹在空白笔记本里。
那天晚上，他开始用这个笔记本写一些不打算交给任何人的文字。第一句话是：“他们说我种错了玉米。可那些年，人们至少相信土地能长出东西。”
写到这里，他听见窗外传来汽车声。他走到窗边，看见那辆伏尔加轿车还停在老位置，司机在车里打盹。远处，莫斯科的灯火一层一层亮起来。
他放下笔，关掉台灯。
黑暗中，他想起黑海的海水，想起度假时游出去的五百米，想起回头望时海岸线变成细细的一条。然后他想起会议室里那把皮椅子上的凹痕，想起勃列日涅夫用手掌抚摸椅背的样子。
他坐回椅子上，什么也没再做，就那么待到天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