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，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，花了1.3万元，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，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，还问蒋介石：“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？”

张难先的批复文件退回宋美龄秘书处的第三天，宋美龄正在上海一家咖啡馆会见几位外国记者。秘书低声告诉她，浙江财政厅不仅把账单退了回来，还附了一张正式公函，写明“此类私人消费不符省府报销章程”。宋美龄面上笑容不变，继续用英语与记者谈笑风生，指尖却在咖啡杯柄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
回到南京官邸，蒋介石的侍从官已在书房外等候。他呈上一份河南水灾的紧急赈灾款申请，款项缺口恰好也是一万三千元左右。蒋介石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把申请压在了案头。当晚，他吩咐侍从官，从自己的“特别费”里分三个月划出这笔钱，补上杭州的开销，账目就记作“特别公务支出”。

消息传到杭州，张难先正在省府后院那间旧平房里吃晚饭。夫人从菜场捡回一些便宜的菜叶，炒了一盘。财政厅长亲自登门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主席，委员长自己掏钱了，这事……是不是就算过了？”张难先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：“他掏他的钱，我守我的章程。过了？”他摇摇头，“章程没改，这事就没过。”

几天后，张难先叫来财政厅和审计处的人，打开一份他亲自拟定的草案。“从本月起，所有接待、采买、差旅报销，必须附详细清单、经办人签字、接待单位盖章，最后送到我这儿。”他指着其中一条，“超过五百元的，不管谁批的，一律先公示三天，无异议再核销。”底下有人面面相觑，这等于把许多不成文的“惯例”全堵死了。

新规执行不到半个月，麻烦就来了。南京一位要员途经杭州，省府接待办按以往规格安排了西湖饭店的套房和宴席，花费近两千元。单据送到张难先桌上，他翻看后直接驳回：“事由写‘公务过境’，宴席菜品列了十八道，陪同人员名单呢？会谈纪要呢？没有就按私人接待处理，谁安排谁垫付。”接待办主任急得满头汗，说这是某某部长的人。张难先拿起电话，当着他的面打到南京那位要员办公室，客气但清晰地复述了规章，最后说：“您若认为确属公务，请补一份正式说明函，我立刻批款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了声“不必了”，便挂了电话。这笔账最后是接待办主任东拼西凑填上的。消息传开，杭州官场都知道，张难先这道闸是铁做的。

宋美龄也听说了新规。她再次到杭州，还是住西湖饭店。临走前，经理恭敬地递上账单，试探着问是否仍需签单。宋美龄接过账单看了一眼，从手袋里取出现金，一张张数清。“规矩既然立了，就按规矩来。”她对秘书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周围几个工作人员都听见了。

张难先推行新政并非一帆风顺。有人写匿名信告到南京，说他“借廉政之名行刁难之实，阻碍公务”。监察院派了人来调查。调查员在杭州待了七天，查了半年的账，又暗访了码头、菜市场和几个受灾县的物资发放点。离开前，调查员去省府向张难先告辞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张主席，您这儿的账，是我查过最清楚的。”告状信的事，不了了之。

年底，浙江遭遇寒潮，浙西山区的道路被雪封了。张难先下令紧急采购一批棉衣粮食运进去。采购单送到他面前，价格比市价还低一成。经办人说，供应商听说这是张主席批的救灾物资，直接给了最低价。张难先沉吟片刻，在批文上加了句话：“市场公允价采购，不得因‘名头’压价，长久非商道。”他想建立的，不只是自己任内的干净，更是一个离开他也能运转的规矩。

1932年春，张难先调任监察委员。离杭那天，他婉拒了一切送行仪式。清晨，他一个人拎着那个旧皮箱走出省府后院。走到大门口，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看那幢他住了几年的旧平房，还有门前自己手植的一排小树。然后转身，径直去了火车站。

火车开动后，财政厅长才匆忙赶到站台，只看见远去的列车。他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文件，是张难先离任前签署的最后一份批文——正式将那份报销新规写入《浙江省财政支出管理细则》，成为永久条款。厅长翻开文件，在末尾看见张难先挺拔的签字，以及一句附注：“此规不因人事而废。”

后来，浙江的官员们发现，即便张难先离开了，那条“超过五百元需公示”的规矩依然有效。偶尔有人试图绕过，账房先生就会指指墙上挂着的规章副本，说：“这是张主席留下的铁规矩。”再后来，连试图绕过的人也少了。那一万三千元引发的风波，最终没有变成一场人事争斗，而是凝固成一本薄薄的、人人都能查阅的支出细则。它安静地躺在档案室里，比任何人的任期都长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