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的诺贝尔奖，很有可能诞生在深圳！

10月6日物理学奖将揭晓，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。

薛其坤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。9月科睿唯安公布2026年度“引文桂冠奖”，他凭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物理学奖名单。

这个奖名字听着唬人，说穿了就是全球学术界根据论文引用数据，提前“押注”谁最该拿诺奖。自2002年设立以来，89位获奖者后来真的捧回了诺贝尔奖。但另一面，过去二十年准确率也就两成上下，每五个预测里四个落空。所以薛其坤上这个榜，说明他的工作被全球同行放进了“最该被看见”那一档，但离拿奖还隔着几道门槛。

先把时间拨回一百多年前。1880年，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了一个现象：把载流导线放进磁场，电子会被推到一边去。1980年，德国人冯·克里青发现，在极强磁场和极低温度下，电子会排着队、分着道跑，互不碰撞，电阻精确归零。这个叫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，拿了1985年的诺贝尔奖。

但它有个致命的毛病：需要十几万高斯的超强磁场，还要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。你不可能给手机芯片配一套巨大的超导磁体，这东西在实验室里漂亮，在现实世界里没法用。

1988年，美国物理学家霍尔丹提出了一个大胆猜想：能不能不加磁场，靠材料自身的磁性来实现量子霍尔效应？理论提出来了，可材料长什么样、怎么制备，没人知道。这一找，就是二十多年。

2012年底，薛其坤团队在世界上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。他领着清华大学、中科院物理所和斯坦福大学的联合团队，用分子束外延的方法，一层一层“长”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兼具铁磁性、绝缘性和拓扑特性的薄膜。

成果2013年发表于《科学》杂志。杨振宁的评价是：“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。”他还补了一句，“我相信所有在前沿物理学做研究99%的人都会同意这是诺贝尔奖级的工作”。

杨振宁这话不是客套。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价值在于它让电子变得规矩。普通材料里的电子像菜市场里的人群，横冲直撞，互相碰撞，每一次碰撞都变成热量散出去，这就是电脑发热、手机掉电快的根本原因。

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让电子沿着材料边界单向行驶，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，各行其道，不撞车，不发热。芯片功耗降到极低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，困扰半导体行业几十年的摩尔定律瓶颈，有可能从这里找到突破口。

但要看到这背后的代价。薛其坤能走到这一步，靠的绝不是天才光环。1984年大学毕业考研，高等数学39分。毕业去曲阜师范大学教书，再考，物理39分。直到1987年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。读博期间作为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到日本东北大学，导师樱井利夫的实验室叫“7-11实验室”——每周6天，早上7点到，晚上11点前不许走。

语言不通，技术不熟，睡眠不足，他说“一年中有七八个月想回家”。就是在那个实验室里，他一年半做出了导师近三十年最具突破性的成果。这段经历烙进了他的骨头里，“7-11”成了他雷打不动的工作节奏，清华园的师生管他叫“7-11先生”，早7点进实验室，晚11点才出来，这个作息他坚持了三十多年。

从2008年开始带队攻关量子反常霍尔效应，到2012年底成功观测，四年多时间里，他们制备测试了一千多个样品。材料性质要同时满足三个极其苛刻的条件——铁磁性、绝缘性、拓扑特性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等于要求一个人同时具有短跑运动员的速度、篮球运动员的身高和体操运动员的灵巧。每天重复同一个实验，失败就优化样品，再失败再改进，一千多次之后，才等来了那个信号。

2024年，薛其坤拿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，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。同年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凝聚态物理最高奖奥利弗·巴克利奖的中国籍科学家。这些荣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每天早上七点进实验室、晚上十一点才出来，一天一天攒出来的。

深圳这座城市，四十多年前还是个边陲小镇。薛其坤2020年南下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，把一所建校仅十五年的年轻高校推到了全球物理学前沿的聚光灯下。他主导组建了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，围绕量子物态调控、量子计算、量子极限传感等方向布局。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少年，如今站在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里，做的是人类认知边界上最前沿的事。

10月6日，物理学奖揭晓。中不中，没人能打包票，引文桂冠奖的准确率摆在那里。但薛其坤的名字能被全球学界反复放进预测名单，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：中国实验室里做出来的工作，正在被世界看见。从沂蒙山区到深圳，从高数39分到诺奖级成果，这条路他走了四十年，一天没断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