赫鲁晓夫是苏联唯一拥有退休生活的领袖，列宁、斯大林等人死在任上，戈尔巴乔夫虽退休，但苏联已解体，唯有赫鲁晓夫正式享受了来自苏联的退休待遇。

他签完声明，回到住所时，那辆熟悉的黑色“吉尔”专车已经不在门口等着了。司机告诉他，车子“需要保养”。第二天开来一辆“海鸥”，他认得这是部长级的待遇。晚饭前，车子又换了，变成一辆半旧的“伏尔加”，引擎盖上还有一道划痕。

赫鲁晓夫盯着那辆车，沉默了几分钟。他想起几年前自己力主削减高级干部特配车辆的规定。他没说话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

新别墅在莫斯科郊外。搬进去的第一晚，他就发现客厅壁灯旁有个不起眼的凸起。他装作没看见，走到书房，又在书架后的墙角找到一个。他数了数，客厅、餐厅、卧室，甚至小走廊的装饰画框边缘，都有类似的痕迹。他没去检查卫生间，那太明显了。

服务人员还是原来那几位，但眼神不一样了。以前他们低头是为了恭敬，现在低头是为了回避。有一次，他在花园里随口说了句“今天风真大”，第二天早餐时，勤务兵就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“气象预报说下午风力会减弱”。

他想去市区看望一位老朋友，刚提出来，警卫队长就很客气地告诉他：“为了您的健康和安全考虑，目前不建议进行长途出行。” 他坚持要去，对方就拿出一份需要他签字的“外出风险告知书”，条款列了十几条。他撕掉了那份文件。

广播成了他唯一的窗口。他调到一个过去被他下令干扰的西方电台，里面正在讨论东欧的某个经济改革。他听着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，像在思考，又像在反驳。有一次，电台里提到了他的名字，用的是过去时态。他关掉了收音机。

1965年初，他让儿子谢尔盖悄悄买来一台笨重的录音机。他对儿子说：“不用藏，就放在我书房的书桌下面。” 他口述，从矿工村的童年开始讲起。讲到斯大林时期的关键会议时，他会起身锁上书房的门——尽管他知道这没用——然后压低声音。

录音磁带越来越多。他把它们放在书房地板下的一块活板里，上面盖着地毯。手稿则卷起来，塞进几个掏空了的厚书里，放回书架。

秋天，克格勃的人来了，是两个穿深色外套的中年人，说话彬彬有礼。他们请他“自愿停止撰写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个人材料”，并“自愿上交”所有录音和文字。赫鲁晓夫拒绝了。对方没有坚持，只是离开时，看了一眼书房的书架。

几天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“消防安全检查”要求清空别墅所有房间。他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工作人员把一箱箱东西搬出来又搬回去。检查完，他回到书房，发现那几本厚书的位置有细微挪动。

他没有停下。他换了藏匿地点，把新的录音带封在蜡筒里，埋进花园一棵老橡树下的花坛。他口述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，讲到古巴导弹危机时，他详细描述了克里姆林宫作战室里的每一张焦灼的脸，以及最后他不得不妥协时，拳头砸在桌子上的闷响。

1966年深冬，他因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。住院期间，他反复问儿子：“家里怎么样？” 谢尔盖总是回答：“一切都好。”

出院回家那天，他径直走向书房。书架上的那几本厚书还在，但他抽出书，发现里面的手稿卷不见了。他走到花园那棵老橡树下，花坛的土壤有被翻动后又草草平整的痕迹。他站了很久，然后回到屋里，对谢尔盖说：“他们拿走了多少？” 儿子低下头：“一部分录音，还有……埋的那些。”

他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，他重新打开了录音机。

1970年，回忆录第一卷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回莫斯科。他被传唤到监察委员会。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，几位他曾经的下属请他签署一份声明，谴责这本书是“帝国主义伪造的出版物”。他们准备好了通稿，只需要他签名。

他拿起笔，笔尖悬在纸上，停留了将近一分钟。办公室里安静极了。最后，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放下笔时，他说：“我签了。但你们知道，历史会有自己的判断。”

对方收走文件，没有回应。

监视变得更严密了。别墅外围的警卫岗哨增加了，他的邮件被公开拆检，连孙子送来的生日贺卡也会被耽搁好几天。他不再去花园散步，大部分时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窗外。

1971年夏天，他最后一次听西方电台。里面正在预告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新书。他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。他关掉收音机，对身边的家人说：“算了。”

九月，他病逝于家中。

葬礼在新圣女公墓举行。那天下着小雨，到场的大多是家人和少数几位旧友。没有长篇的官方悼词，没有仪仗队，也没有覆盖国旗的灵柩。他的墓碑设计简洁，上面只刻着名字和生卒年份。距离他几十米外，就是普通市民的墓区。雨滴打在石碑上，顺着名字的刻痕缓缓流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