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年仅18岁怀孕7个月的李秀英，被日本鬼子拖到地下室准备侵犯，她为了保住清白，手无寸铁和3个日本士兵搏斗，被两名日本鬼子生生刺了37刀，父亲以为她死了，正准备给她处理后事，李秀英“咳嗽”几声，吐出几口血水，睁开了眼睛。

这么个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，后来一辈子都活成了中国人忘不了的证人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，让一个普通妇女跟巨大的历史谎言杠上了半个多世纪？

1937年，12月13日南京沦陷，日军随即展开持续6周的烧杀淫掠，全城成了地狱。日军进城，屠杀、强暴、纵火、洗劫，没人逃得掉。

据官方定论，被屠杀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达30万人以上，听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好在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在南京建立了安全区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，主席为德国商人拉贝），像五台山小学这样由美国教会办、设在安全区内的难民营，成了大家口中的“避难所”。

可这种“安全”只是说说，日军隔三差五翻箱倒柜，找人抓人，四处劫掠，安全其实脆弱得很。

李秀英出生在1918年1月，1937年时她怀着7个月的身孕，跟大多数家庭一样，她和父亲选择了就近藏身，就在五台山小学的地下室。

这地方虽然是教会地盘，照样阻挡不住拿枪的兵。12月19日中午，3个日军闯进难民营，看见李秀英后就起了恶念。

她誓死抢夺日军刺刀，护着肚子死活不肯从，结果脸、腿和腹部多处被刺达37处，昏死过去，血流了满身，家里人都断定她不行了。

后来她被抬进鼓楼医院，美国医生罗伯特·威尔逊为她手术救治，这才捡回一条命，可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了。

李秀英捡回一条命的景象，后来被美国牧师约翰·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拍摄下来，这些记录日军暴行与受伤平民的胶片，成了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铁证之一。

马吉留下的摄影机和胶片，今天已是“历史之证，更是和平之志”的象征。那几年，多少人消失得连名字都没人记住，她却被留下，成了一个铁打的目击者。

2015年，含马吉摄影片、威尔逊日记在内的《南京大屠杀档案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这段苦难从中国记忆上升为人类记忆，证明那段历史绝非虚构。

战后，李秀英没离开南京，1947年2月，南京军事法庭公审谷寿夫（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，同年4月被执行死刑），李秀英出庭作证。

她的证词和当庭描述，都变成了揭露日军暴行的重锤。她当年说：“我当时怀孕六个月，血流满地，昏厥不醒人事，日本人以为我死了，他们就走了……”这些都是写进法庭卷宗的，有影有证，真假分明。

她没有夸张，也没添油加醋，就是坐在那儿，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痛一条一条说了出来，伤疤就摆在大家眼前，没人能说她是捏造。

但事情没有因为审判落下帷幕，到了1998年，日本那边有人翻案，说南京大屠杀靠不住。一个叫松村俊夫的右翼分子，在书中诬蔑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的“假证人”，说她根本是编故事。

李秀英一听怒了，这口气吞不下，她愤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名誉赔偿，日本律师主动为她代理，说到底，她为的不只是钱，更是认个理。

官司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打完的，2002年5月，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松村俊夫等构成侵权，李秀英胜诉；此后东京高等法院、日本最高法院相继维持——她在东京地方法院、东京高等法院、日本最高法院三审中全部胜诉。

2005年1月，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对方上诉，终审胜诉。判决书认定的具体赔偿数额，请以判决原文为准。法律程序层层推进，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了。

遗憾的是，2004年12月4日，李秀英因病在南京病逝，年86岁。

终审胜诉的判决书送到时，老人已经离世；儿女把判决书的副本和一朵花放在她的遗像前，告诉她：“您终于胜诉了。”那张纸，多少算是给她这一生做了个交代。

判决书上认定侵权事实成立，可李秀英坚持要听到的道歉，始终没有到。

三审的胜利，成了亡者苦守一生的真相证明。

李秀英的伤，不只是身体上的，身上37处刀疤，每逢阴雨天气疼得整宿睡不着，怀里孩子流产，日夜难安。

这些苦，是真真实实跟着她一辈子的。

很多人口中的南京大屠杀，读着是数字、听着像历史，她却是活脱脱血肉之躯顶过去的。

她把一生的时间用在出庭作证、讲述真相上。

今天再讲李秀英，其实不是存着旧仇新恨，恨意解决不了问题。是得让每个人知道，历史不能被否认，不能被篡改，也不能随便丢。

否认侵略历史、篡改历史真相的言行，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，也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人类良知，我们坚决反对；而军国主义的罪责，绝不能算在整个日本民族头上。

她一辈子守着那口气，就是想让世人明白，普通人的遭遇，合在一起就是民族的记忆和底线。

她用37刀换来的真相，是千千万万人该记住的，也是后来者该守住的。

历史不能翻篇糊弄过去，这段血泪，得有人记。

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——这才是她留给我们最扎实的一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