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99年，乾隆病重弥留之际，曾数次隐晦示意嘉庆，假意谦逊道：“朕一生功业平平，不必尊朕为‘祖’，只以‘宗’为庙号便足矣。” 可他心里实则盼着能称祖，毕竟康熙为圣祖，他自视功业不输前人。嘉庆心领神会，并未听从这番假意推辞，最终议定庙号为清高宗，既合礼制，也顺了乾隆一生自负的心意。
嘉庆将拟定的庙号诏书草稿放在案头，手指在“清高宗”三个字上轻轻敲了敲。他面前还摊着另一份文书，是礼部按旧例草拟的，上面赫然写着“清圣祖第二”几个字作为备选解释。他提起朱笔，将那行字重重抹去。
三日后，几位满洲亲贵跪在养心殿外求见。为首的老王爷须发皆白，声音洪亮：“皇上，十全武功，开疆拓土，岂一‘宗’字可盖？当上‘祖’号，方显先帝超迈古今！”嘉庆沉默地听着，等他说完，才开口问：“依你所见，当用何字为祖？”老王爷胸有成竹：“‘烈祖’如何？或‘显祖’亦可。”
嘉庆从御座上起身，走到殿中悬挂的疆域图前。他背对着众人，问道：“圣祖爷平定三藩，收台湾，朕之皇考亦有其功。然则，若今日定‘祖’号，后世史官秉笔，首要比较者，便是圣祖与先帝之文治武功。尔等之中，何人能为朕执笔，写一篇《二祖功德论》，使先帝不落下风，且令天下信服？”
殿内一片寂静。老王爷张了张嘴，终究没能出声。比较两位先帝，且要分出高下，这是任何臣子都不敢沾手的文章。
人散去后，嘉庆独坐。他想起乾隆最后一次清醒时，枯瘦的手紧握着他的手腕，眼睛望着殿顶藻井，说的却是：“朕那《四库全书》，比圣祖爷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如何？”当时嘉庆只答：“皇考文治，光照千秋。”乾隆听了，闭目良久，最后几不可闻地叹了一声。
议定的前夜，嘉庆召来了南书房的当值老太监。这太监伺候了乾隆六十年。嘉庆没问庙号，只问：“圣祖爷晚年，可曾与孝庄文皇后论过自己身后名？”老太监跪伏答道：“奴才不曾听闻。只听老辈人说，圣祖爷龙驭上宾前，留的是‘戒急用忍’四字予继位之君，关乎的是江山，非关己身之名。”
嘉庆让他退下。这句话在他心里翻了一夜。次日清晨，礼部堂官捧着最终拟定的庙号仪注进来。嘉庆看了一遍，提笔在“高宗”的释义旁加了一行小字：“功高德劭，峻极于天。”他放下笔，对堂官说：“就这个。‘高’字，很好。”
诏书颁行天下那日，嘉庆亲自去奉先殿安放神牌。仪式肃穆庄重。礼成后，他命人抬来一个早已备好的铁箱。箱子里装的，是乾隆晚年亲自批阅、但凡涉及与康熙比较便神色微妙的那些奏章副本，以及康熙《圣训》中乾隆反复朱笔圈点的段落。
他没有翻阅，只是亲手合上箱盖，上了锁。钥匙是一把铜铸的小如意。他走到殿前月台边缘的铜龟前——那是康熙朝铸造的旧物——将钥匙从龟背的孔洞中投入龟腹。铜龟空腹，深不见底，落下时连一丝回响都没有。
随侍的大太监悄声问，这些文书是否要注明缘由，存档备查。嘉庆望着那只历经两朝的铜龟，摇了摇头：“不必。后世人若真有兴致比较，让他们自己翻遍故纸堆吧。朕能给先帝的，就是一个不必再被拿来与圣祖爷并论不休的‘高’字。”
神牌在香火中稳稳升龛。“清高宗”三个金字在幽暗的殿内闪着光。嘉庆站了片刻，转身步出大殿。风从殿廊穿过，吹动檐角铁马，叮咚几声，像是前朝旧话，又像是就此盖棺的定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