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同时也纪念蒋中正去世五周年，中正堂的“中正”二字即大中至正，来自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上卷，词的本意是极为公正，不偏不倚。
落成典礼那天，台北的太阳晒得人头皮发麻。纪念堂主体建筑立在那儿，蓝瓦白墙，四四方方，压得周围一切都矮了一截。我站在广场边上，看着那些穿中山装和军装的大人物们挨个上台讲话，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被热风吹得断断续续，没几句能听清。印象最深的反倒是老蒋那张铜像，六米多高，坐在正堂中央，往下看人的眼神跟真的一样，沉甸甸的。当时我在现场帮忙搬花篮，有一个老头，看样子是跟着撤到台湾的老兵，他站在铜像底下抬头看了好久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，扭头走了。
典礼结束第三天，我在纪念堂侧门碰上个卖烤红薯的摊贩，那人姓陈，五十多岁，本地人，就住在附近违章搭建的矮房里。他跟我说，盖这堂子花了五年，从挖地基到贴琉璃瓦，他全看在眼里。每天晚上施工队收工之后，总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人从侧门进去，待到后半夜才走，灯一直亮着。老陈压低声音说，那几个月他半夜起来出摊，常看见那些黑衣人抬着大箱子进出，箱子沉得很，放在地上都有闷响。他问我，你猜那里面装的是啥。我说不知道。他笑了笑，用火钳夹了个红薯递给我，说这玩意儿堵在市中心，地底下原来有条老水渠，施工的时候给填了，这几年一到夏天暴雨，附近几条街积水能没过膝盖，政府来人看过几回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
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第二个月。纪念堂对外开放后，来参观的人不少，但总有几个面熟的中年人，每天都来，不逛展馆，也不看卫兵换岗，就坐在正厅外面的台阶上抽烟。有一次我故意凑近，听见其中一个对着对讲机说了句"三号点正常"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哪是游客，分明是盯梢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广场底下那两层地下室，除了展示老蒋遗物之外，还有几个房间常年锁着铁门，外面贴着"设备间"的牌子，但空调管道散出来的冷气明显比正常设备间足得多。有个在纪念堂做清洁的大姐私下告诉我，她有一次凌晨四点多来打扫，看见铁门开了条缝，里面是水泥墙，墙上有铁架子，码着整整齐齐的绿色铁皮箱子。
事情挑破是在那年冬至。台北连着下了三天大雨，纪念堂广场的地砖开始往外渗黑水，带着一股铁锈味。市政的人来了，拿机器一探，说地下水位异常。施工队连夜挖开西侧台阶下面的土层，挖到三米深的时候，铁锹碰到了硬物。挖出来一看，是七个防潮密封的铁皮箱，跟大姐描述的一样，但箱体上印的编号早就被刮掉了。消息传得飞快，第二天一早纪念堂外面围了上百号人，警察拉起了黄线。我挤在人群里，看见有人打开其中一个箱子，里面不是文件也不是武器，是码放整齐的银元，每一枚都裹着油纸，油纸上印着中央银行的老徽记。旁边一个上了年纪的记者低声说，这是当年从上海运出来的那批，账面上早就报损了，没想到全埋在这儿了。
事情越闹越大，第三天道上的小报直接用了头版标题："中正堂地下藏金库，五周年纪念变献宝"。当天下午，堂方的人出来辟谣，说那批银元是当年筹建纪念堂时民间募捐的余款，后来忘了上报，纯属行政疏失。但这个说法没人信，募捐款项哪有用油纸裹着银元、还用军用密封箱深埋地下的。真正的高潮是第四天早上，一个自称当年参与施工的老工程师被人从台东请到了现场，他拄着拐杖绕着开挖的坑走了一圈，指着坑底说，下面还有一层，当年浇混凝土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底下铺了铅板。施工队接着往下挖，果然在银元箱下面又揭出一层铅板，铅板掀开之后，是个两米见方的密室，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只在正中间摆了一把藤椅，藤椅扶手上刻着一行小字："民国三十八年春，于成都。"
在场的人全愣了。民国三十八年，就是1949年。那把椅子是老蒋离开大陆前坐过的。这个消息比银元还要炸，因为所有人都明白，纪念堂下面埋的不只是钱，还有别的东西。那把椅子被抬出来的那天下午，广场上的风很大，吹得纪念堂顶上的琉璃瓦呜呜响。老陈站在人群后面，咬了一口已经凉透的红薯，跟我说了句实话：这堂子盖得再气派，底下压着的东西才是不让人安生的根子。五年了，人走了，可埋下去的东西一件都没少，今天挖出来几箱银元一把椅子，明天谁又知道还能挖出什么来。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，黄线被挤得往后退了好几米，警察开始喊话让疏散，但没人动。大家都盯着那把藤椅，好像坐上去的人随时会站起来，拍拍灰，再开口说点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