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昌起义主力失利后，一众主要领导人遵照中央部署转移赴沪，接受新任务。绝境之中，并非核心领导的朱德主动担责，收拢溃散残部、稳住军心。在陈毅协助下，他保留住珍贵的革命火种，转战湘南，为人民军队的延续立下不朽功绩。

1927年10月底，江西大余。
朱德带来的队伍被重新编成一个纵队，只剩七个步兵连、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。

几个月前，南昌起义军还是两万余人的大队伍；到这里，朱德身边只有八九百人。空着的军、师、团架子被撤掉，朱德任纵队司令，陈毅任指导员，王尔琢任参谋长。还能作战的人，被重新拢进几个连里。

这次缩编发生在一次更大的断裂之后。9月底至10月初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失利。周恩来重病，由聂荣臻、叶挺等护送到香港，11月上旬转赴上海；贺龙、刘伯承等也从陆丰脱险抵港，贺龙随后到上海等待中央安排，刘伯承年底奉派赴苏学习。聂荣臻则被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，后来参加广州起义。

原来围绕前敌委员会运转的指挥系统，随着战场失利分散开来。

朱德没有进入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，却早已不是外围人物。
起义后他任第九军副军长、军长，主力进入潮汕前，又率第二十五师一部留在三河坝阻击追敌。

三河坝战斗结束，这支以第二十五师为主的部队约剩两千余人。他们撤出战场，本来还想寻找主力，很快却得到潮汕已经失利的消息。前面没有可供会合的大队伍，后面有敌军，中央联系也断了。

到饶平茂芝，团以上干部开会。
解散队伍、分散求生已经成为现实选择，会议最终决定把武装保存下来，转向粤赣湘边山区。

此前向潮汕集结的路线停了，朱德带队向赣南移动。此时摆在他手里的已经不是一支完整军队，而是一支仍在继续减员的残部。

没有稳定补给，没有固定后方，军官和士兵不断离队，有的连排甚至成批散去。

到安远天心圩时，队伍只剩七八百人。朱德召集官兵整顿思想，把起义已经失利的处境摊开，同时决定继续保存这支武装。留下的人继续北上。真正改变队伍状态的动作，随后落在大余。
陈毅主持重新登记党团员，调整党团组织，在基层成立支部，把党员和政治骨干分到连队。此前不同军、师、团的人员混杂在一起，旧建制已经残缺，甚至出现传令兵拿着命令找不到具体承接人员的情况。整编以后，七个步兵连重新确定，命令可以直接下到基层，连队里也有固定人员负责组织和政治工作。

朱德同时把已经失去实际兵员的旧架子压缩掉。王尔琢负责参谋工作，陈毅抓党团和基层政治工作，朱德统筹行军与军事指挥。八百人没有被拿去维持一套漂亮却空洞的军、师、团番号，有限的干部、党员、机枪和迫击炮都重新集中到了还能行动的单位里。

进入崇义上堡后，部队又开始整顿纪律和军事训练。
山地中的生存条件已经不同于南下途中依靠较大兵团夺城、占路的打法，训练逐渐加入游击作战和分散活动，部队还要在行动中接触群众、筹措给养。
朱德所部的规模变小了，指挥链却缩短了，基层组织也比败退途中更完整。

还有一道难关靠整编解决不了。
八百多人每天都要吃饭，冬天需要衣服，枪里必须有子弹。1927年11月，经党组织讨论，朱德利用自己与滇军将领范石生的旧关系，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建立合作。

朱德所部暂用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番号，朱德化名王楷；部队保持自己的组织和军政自主，范石生方面则按一个团的编制补给薪饷、弹药和被服。几个月没有稳定解决的军需，终于得到了一段喘息。

关系难以继续后，朱德、陈毅带队离开，转向湘南。
1928年1月，在湘南地方党组织配合下，宜章起义发动。此前一路从两千多人减到八百余人的队伍，开始吸收当地农军。随后湘南多地武装行动展开，朱德所部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，各县农军又陆续组织起来。

南昌起义失败后，保存下来的有组织武装并不只有这一支。
董朗率以第二十四师为主的约一千二百人转入海陆丰，同当地农军会合，在东江继续斗争。朱德率领的则是另一支以第二十五师为主的余部。两条线都保存了南昌起义留下的武装力量，只是后来走向不同。

朱德这一支能够走到湘南，也不只靠一个人的决定。陈毅把党团组织重新压到连队，王尔琢承担军事参谋工作，湘南地方党组织提供配合，范石生的合作解决过一段最紧迫的军需。

朱德连续作出的几个选择，则始终围着同一件事展开：队伍不能散，建制必须适应剩下的人，打法必须适应山区，暂时的合作不能交出自己的指挥权。

1928年4月，朱德、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转向井冈山，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。5月，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朱德任军长，毛主席任党代表，陈毅任政治部主任。南昌起义留下的第二十五师骨干，被编入红四军第二十八团，继续作为重要作战力量存在。

半年前，大余撤掉的是已经撑不起来的军、师、团空架子。半年后，三河坝留下的这批官兵换了番号，重新站进红四军的队列。人少了，原来的指挥中心也不在了，可连队、干部、党员、武器和组织关系没有在那场败退中一起散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