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儿孙几乎都在海外成了身家过亿的富商巨贾，左宗棠没给儿孙留下巨额遗产，那么他的儿孙怎么样了呢？左宗棠的曾孙左景鉴就很有代表性。

火车开动前，左景鉴最后看了一眼站台上站着的女儿焕琛。她抿着嘴，没挥手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左景鉴也点了点头，转身进了车厢。

窗外的上海渐渐退后。妻子龚之楠坐在对面，手里攥着一方手帕，没说话。她知道丈夫的决定意味着什么——不只是离开熟悉的城市，是切断了回来的路。那套交还单位的房子，是她一点一点布置起来的。但她没怨言，战乱年代一起走过来的人，明白“需要”两个字的分量。

重庆的夏天闷热。医学院的工地还是一片黄土，临时搭起的棚屋就是办公室。左景鉴卷起衬衫袖子，和工人们一起抬木板。有年轻医生看不下去，“左院长，这些活我们来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早点建好，早点收病人。”

晚上在油毛毡棚子里开会，蚊虫嗡嗡地绕着脸飞。左景鉴拿病历本扇了扇，指着规划图，“手术室这里，排水要再考虑。”有人小声嘀咕条件太差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没接话，手指在图上一个位置敲了敲，“这里，人命关天的地方，差不得。”

第一年春节，一家人在临时宿舍吃年夜饭。青菜豆腐，一小碟腊肉。儿子焕琮扒着饭，忽然说：“同学说爸爸是院长，可以住好房子。”左景鉴夹了一筷子豆腐给他，“院长更该住该住的地方。”孩子似懂非懂，但没再问。

医院开诊后，他每天最早到。先去看危重病人，查房时不许学生站得远远的，必须靠近病床。“离那么远，你看得清伤口变化吗？”他声音不高，几个年轻医生脸红了。

有次，一个腹部外伤的农民被送来，情况危急。血库存血不够，家属急得跪下。左景鉴卷起袖子，“抽我的，同血型。”护士犹豫，“院长，您年纪……”他伸出手臂，“快点，救人。”

手术做了四个小时。下来后，他白大褂后背全湿透了，靠在走廊墙上缓了好一会儿。实习生递过一杯水，他喝了一口，问：“刚才关腹的缝合，你看出什么问题没有？”实习生愣住。他慢慢说：“针距不匀，容易崩开。明天开始，每天练缝合两百针。”

女儿焕琛从上海来信，说想考医学院。左景鉴回信很短：“想清楚。这行苦，责任重。”一个月后，焕琛又来信，只有一行字：“想清楚了。”他把信折好，放进抽屉。

六几年，物资紧张，医院食堂伙食差。有医生抱怨，左景鉴在会议上说：“病人吃得更差。”第二天起，他饭盒里总是最简单的菜蔬。有人注意到，他皮鞋底磨薄了也没换，用旧报纸垫着。

儿子焕琮后来也学了医，专攻神经外科。有次手术方案争议大，焕琮深夜打电话到重庆。左景鉴听了半小时，只说：“数据呢？解剖依据呢？拿扎实了再说。”挂了电话。妻子轻声说：“对孩子太严了。”他望着窗外，“对别人家孩子就能严吗？”

晚年他身体不好，组织上安排他回上海休养。他摆摆手，“这里病人熟，学生也熟，挺好。”偶尔有家乡人来访，提起“左公后人”，他总把话题岔到医院的新设备上。

去世前一年，外孙来看他，问起太爷爷左宗棠的事。左景鉴想了想，“我就记得家里老人说，他老人家当年抬棺出征。”孩子问什么意思。他慢慢说：“就是做事，要有个做到底的打算。”

他走后，遗物里有个旧皮箱，里面是历年手术记录本、教案，还有那封女儿说“想清楚了”的信。没有地契，没有存款单。

追悼会上，来了很多他治过的病人。一个白发老人由孙子搀着，在灵前鞠了躬，对家属说：“我这条命，是左院长捡回来的。”焕琛点点头，没哭。她知道，父亲不喜欢人哭。

后来整理档案，年轻医生发现，左景鉴参与主编的《外科学》教材，扉页编委名单里，他的名字总在中间靠后的位置。有人问当时的老编辑，老编辑说：“他把自己名字划到最后，说年轻人该排前面。”

重庆医学院那棵他当年亲手栽的黄桷树，现在很粗了。夏天，学生在树下读书。他们不一定知道栽树的人是谁，但知道这所医院的故事——关于一个没有留下财产，却留下很多规矩和一把手术刀的院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