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解放后，抗日英雄谢晋元遗孀带着4个儿女流落街头、走投无路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写了一封求助信，递给了陈毅市长。

主要信源：（人民网——父亲和“八百壮士”的最终结局）

1949年5月底，上海的街面渐渐平静下来，可陈毅的办公室没有一天清静。

刚接管的城市有太多事情要定，工厂转产、粮食调运、学校复课、治安整顿，文件从早堆到晚。

那天傍晚，秘书递过来一封信，信封上的字迹工工整整，边角有些卷。

陈毅拆开一看，开头写着：我是谢晋元的遗孀。

他放下手里的钢笔，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又读了一遍。

写这封信的人叫凌维诚，住在吴淞路466号。

那栋三层旧楼是日本人留下的，里面住着她一家，还有几十个当年四行仓库的老兵。

上海解放了，房产要重新登记，凌维诚担心她们会不会被赶出去。

老兵们没有收入，伤病缠身，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有个落脚的地方。

她听说新市长叫陈毅，犹豫了很久，才拿起笔写了这封信。

谢晋元这个名字，不用多解释。

1937年10月，四行仓库那一仗，谢晋元带着400多人守了四天四夜，对岸就是租界，枪声炮声被人看得清清楚楚。

那场血战，把中国军人那股子硬气全打出来了，"八百壮士"的名头也一下子响遍了全中国。

后来谢晋元撤入租界，被软禁在孤军营，4年后死在叛徒的刀下，年纪很轻。

他死的时候，凌维诚正在广东乡下，带着几个孩子，已经等了他很多年。

凌维诚原本是上海姑娘，家里条件不错，读过书，还学了音乐。

她嫁给谢晋元的时候，大概是1929年前后，谢晋元刚从军校出来，跟着部队四处跑。

婚后聚少离多，她没有怨言。

1936年，谢晋元预感到战事难免，坚持要她和孩子回广东乡下安顿。

凌维诚舍不得离开他，可看到丈夫满脸坚决，还是带着孩子走了，临走的时候，肚子里还怀着一个。

到了乡下，日子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她从小在城市长大，对农活一窍不通。

可公公年纪大，婆婆身体也不好，几张嘴要吃饭，她只能卷起裤脚下田。

插秧、挑水、喂猪、砍柴，一样一样从头学，手指头磨出泡，挑破，再磨出茧。

刚去那阵子，她一个人躲在屋里哭过，可哭完还是要出门干活，因为孩子饿着。

那些年，她最盼的事就是丈夫的来信。

信里从来不写危险的事，只让她放心，说等胜利了接她回上海。

她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小心收好。

1941年，等来的不是团聚的消息，而是谢晋元遇刺的噩耗。

那天她正在田里，邻居跑过来告诉她。

她站在田埂上，半天没动，回到家里，她也没哭，先把老人的药熬好，再把孩子叫回来吃饭。

夜里，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坐了很久。

她知道自己不能垮，这个家里还有孩子、老人，还有丈夫没做完的事。

后来抗战胜利了，凌维诚带着孩子回到上海。

她先去看了谢晋元的坟，又找到了当年那些一起在四行仓库拼过命的兵。

那些兵里，有的残了，有的病着，有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蜷缩在城市角落里。

她看着他们，心里堵得慌，她知道这些人跟着谢晋元打过仗，流过血，不能让他们冻死饿死在外面。

她决定把他们拢到一起，找了吴淞路那栋旧楼，让大家住下来。

几十口人，吃饭是个大问题，她去求过旧政府，磨破嘴皮也只换回一些敷衍。

她带着老兵做点杂活挣零钱，又租出几块空地收点租金，勉强维持。

那几年，她一个人扛着一个几十人的大家，肩膀上勒出了一道一道印子。
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，大街上欢腾起来，凌维诚心里却空落落。

她想，换了新政府，会不会把她们这帮“旧人”赶出去？可她又想，总不能等死。

她在油灯下写了一封信，信写得很简单，没有求情，没有哭诉，只说自己是谢晋元的遗孀，现在和几十个老兵住在一起，希望政府能让她们活下去。

信装进信封，她在邮筒前站了很久，才松了手。

那封信到了陈毅手里，没有石沉大海。

陈毅很早就知道谢晋元的名字，四行仓库那一仗，中国军人用命守住了最后的阵地。

现在他的夫人写信来求助，陈毅觉得这个忙必须帮。

他让人去核实情况，又亲笔批了意见：谢晋元是抗日牺牲的英雄，遗属应该有保障，房子让她继续住，费用可以减免。

老兵们能工作的安排工作，不能工作的给补助，孩子上学的事也得解决。

吴淞路466号的旧楼里，凌维诚很快就等来了消息。

来的人告诉她，陈市长批了，房子不用搬了，费用也免了，老兵们的生计有人管。

她听完，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。

那些日子她想过很多种结果，最好的就是不被赶出去，没想到连吃饭、工作、上学都有人安排。

她喉咙有些发酸，没说出话来，只是不停点头。

之后的日子，慢慢走向正轨。

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也留下了一段不被写入正史的感动。

陈毅批那封信的时候，可能没想过这会有多重要，他只是在最忙的日子里，没有对一封求助的信说不。

而那栋楼里的老兵们，从那时起终于知道，为国家挡过子弹的人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