忽必烈即位之初，手下有两批人，一批说该照中原王朝那套来治理天下，另一批说蒙古人靠弓马打下的江山，凭什么要改成别人的规矩。这场争论贯穿了整个元朝，从来没有哪一边彻底赢过。赢得了朝堂，不一定赢得了草原；推行了汉法，不一定用得动蒙古勋贵。九十七年的大元，就在这两套逻辑的反复拉扯里走完了。
 
这场争论，在元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
 
蒙古人统一漠北，征西夏、灭金、平南宋，每一场大战之后，都要面对一个新问题，打下来的城市和农耕土地，用什么方式来管？早在成吉思汗时代，身边就已经有汉人谋士进入核心圈子，耶律楚材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耶律楚材力劝太宗窝阔台保留中原的农耕赋税制度，反对将农田变为牧场。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，让中原的人口和生产力得以维持基本规模。
 
但这只是一个开头，后来的问题要复杂得多。
 
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，汉法之争进入了更正式的政治场域。支持行汉法的一方，以汉族和部分契丹、女真官僚为主，主张建立科举、完善礼制、依照中原旧制设置官府，让国家机器按照儒家行政逻辑运转。反对的一方，则认为蒙古人有一套自己的治理传统，强行引入中原那套，会动摇蒙古贵族的既得地位，也会让皇帝对诸王、功勋的控制变得更加复杂。
 
忽必烈本人的态度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。
 
他重用汉儒，建立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，中央行政体制相当程度上参照了中原旧制；与此同时，也保留了大量蒙古旧俗，达鲁花赤制度延续，诸王分封照旧，蒙古贵族的特权没有被触动。这是一套有意为之的双轨并行，既用汉法管理中原农耕地区，又用草原旧制维系蒙古贵族的向心力。
 
两套逻辑并行，代价是处处扭曲。
 
最能说明问题的，是科举制度的命运。忽必烈时代，科举基本处于停办状态，直到仁宗延祐二年才正式恢复，距元朝建立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。而恢复之后的科举，又设置了按族群分卷的制度，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各有名额配置，同卷不同标准，录取比例的差异相当大。这套科举既是汉法的形，又包着草原旧制的骨。
 
汉族儒臣推行礼法的努力，有时候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触礁。
 
元代朝廷礼仪的制定，几经反复。中原礼制讲的是一套祭祀、朝仪、封号的完整体系，蒙古贵族对其中许多细节既不熟悉，也无耐心遵守。《元史·礼乐志》里记载了大量礼制讨论的往来，但实际执行层面的落差，史书也没有讳言。有时候礼制刚定好，下一任皇帝继位又要从头商量。元代帝位更迭频繁，尤其中后期，皇帝换得快，围绕汉法的推行力度，每一届都要重新摸底。
 
推行汉法走得最远的，是仁宗和文宗两朝。仁宗恢复科举，倡导儒学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对宽和；文宗在位时，奎章阁学士院成立，整理典籍、推广儒学，在文化层面留下了一批成果。但这两段时期也都不长，前后不过十余年，蒙古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断打断政策的连贯性。
 
汉法之争到元代后期，走向了一个奇特的收局。
 
元顺帝脱欢帖木儿在位时间最长，其间汉法的某些形式得到推行，科举、礼制继续维持，但实际的政治运作已经被各派权臣和宗王的争斗所主导，行政效能大幅下降。地方上，起义此起彼伏，赋税征收失序，军队战斗力严重退化。两套逻辑都没能真正解决元朝的统治问题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各自失败着。
 
公元1368年，元顺帝北撤，元朝退出中原。从大都到上都，那批一直坚持草原旧制的贵族，终于回到了草原，汉法一派推了将近一百年的事业，随着政权的覆灭画上了句号。
 
《元史》在修撰时，沿用了大量汉法推行者的视角，把仁宗、文宗的文治列为正面典范，把保守草原旧制的阻力描述为守旧。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被正面回答，如果元朝彻底采用了汉法，会不会走出一条不同的路？
 
这个假设，连元朝自己也没来得及验证。
 
参考来源：宋濂等撰：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《元史·仁宗本纪》《元史·礼乐志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