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介石刚咽气，比蒋经国只大12岁的宋美龄就想独揽大权。没想到，一向憨厚的蒋经国在葬礼上仅用了一句话，就逼得宋美龄连夜逃往美国……

她离台的消息被压了三天。第四天，报纸角落发了个简讯：“蒋夫人为静养心疾，已于日前赴美休憩。”
没人追问。
那年五月，黄少谷被请进蒋经国办公室，谈了四十分钟。出来时，他接过秘书长沈昌焕递来的热茶，手有点抖。茶水溅了几滴在毛料裤子上。六月，行政院改组。原先由宋美龄提名的几个部会首长，陆续换成了蒋经国的人。过程很安静。
中常会的气氛变了。过去开会，总有人先看向宋美龄常坐的位置。现在没人看了。蒋经国坐的位置没变，话却多了起来。他谈农业，谈油价，谈一条新公路。话很直白，有时还夹几句方言。老派的人听着不习惯，但都点头。
八月，一架美国来的专机降落在松山机场。机上是宋美龄的一位远亲，代表几位“老朋友”来谈点事。蒋经国在官邸见了他，聊了半小时家常。客人临走前从皮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说夫人惦记着，托他带几张近照来。信封放在茶几上，蒋经国没拆。他送客到门口，说替我问候母亲。
信封在茶几上放了一星期。勤务兵每天擦拭灰尘时都绕过它。后来沈昌焕来谈事，看见信封，轻声问要不要收进档案室。蒋经国正在批公文，头也没抬，说照片看过了，收起来吧。沈昌焕拿起信封时摸了一下，是空的。
阳明山的书库换了警卫。新来的卫兵很年轻，站得笔直。老管理员还在，每天早晨准时打开窗户通风。有一次他忘了戴老花镜，看不清橱柜标签，是警卫小跑着去他休息室取来的。两人没说话。
1976年初，驻美联络处传来一份文件。文件里提到，有几位华侨领袖在纽约拜访了宋美龄。谈话内容被整理成纪要，附在后面。蒋经国看完，用红笔在纪要边角划了一道线。没写批注。这份文件后来归档时，归类为“一般侨务”。
又过了一年，宋美龄在美国的住所附近出现了两名陌生面孔。他们是台湾去的记者，想约个采访。请求通过管道传回来，沈昌焕斟酌半天，还是报了。蒋经国当时在视察鱼市场，脚下是湿漉漉的水泥地。他听了，摆摆手说不要打扰母亲清静。这事就没下文了。
那些年里，士林官邸的花园照常修剪。花匠换了人，新来的花匠手艺不错，把宋美龄喜欢的玫瑰养得很旺。花开的时候，剪几枝插瓶，送到楼上她过去的起居室。房间里家具都蒙着白布，花瓶就放在白布罩着的茶几上。过几天，花谢了，勤务兵再来清理掉。
有一回，蒋经国散步经过官邸。他在铁门外站了几分钟，看里面的树。侍卫长轻声问要不要进去看看。他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那天他穿的是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。
时间慢慢过去。党内的老人有些走了，有些退了。新上来的人开会时，偶尔会提起“老先生当年”，但很少提别的。蒋经国的身体开始出问题，糖尿病让他脚部浮肿。他常常坐着听汇报，手里捏一支铅笔。
1985年，宋美龄在美国发表了一篇纪念抗战的文章。文章里提到几个人名，其中一个是蒋经国当年在苏联时的旧识，此人后来去了大陆。稿子传回台北，秘书室的人有点紧张。蒋经国看了，把文章放在一边。
他没说话。
第二年，宋美龄九十大寿。有人试探地问，要不要办个祝寿活动。蒋经国正在医院做检查，听到后沉默了一会儿。他说母亲喜欢安静，别大张旗鼓。最后以妇联会的名义发了个贺电，很短。
他自己没发电报。
晚年的蒋经国常坐在轮椅上，看七海寓所窗外的树。树是樟树，长得很高。有时他会问起阳明山书库的情况。管理员已经换过两任，现任的是个中年人，汇报说一切都好，文件定期除湿。蒋经国点点头，就不再问了。
那把黄铜钥匙还躺在书桌抽屉里。抽屉的锁有点生锈了，开合时会发出轻轻的“咯吱”声